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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

白居易(772年—846年)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又号醉吟先生,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祖籍太原,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,生于河南新郑。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,世称“元白”,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语言平易通俗,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官至翰林学士、左赞善大夫。公元846年,白居易在洛阳逝世,葬于香山。代表诗作有长恨歌》《忆江南》《钱塘湖春行》《琵琶行》等。



白居易个人资料

本名:白居易别名: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、醉吟先生、诗魔、诗王所处时代:唐朝时期
性别:男民族:汉族国籍:唐朝
出生日期:公元772年2月28日逝世时间:公元846年9月8日出生地:河南新郑
职业:唐代诗人成就:新乐府运动主要倡导者;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代表作品:长恨歌》《忆江南》《钱塘湖春行》《琵琶行》等


目录白居易简介白居易的诗白居易传


白居易简介

白居易(772年—846年)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又号醉吟先生,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祖籍太原,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,生于河南新郑。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,世称“元白”,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

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语言平易通俗,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官至翰林学士、左赞善大夫。公元846年,白居易在洛阳逝世,葬于香山。代表诗作有长恨歌》《忆江南》《钱塘湖春行》《琵琶行》等。

白居易生平简介

唐代宗大历七年(772年)正月,白居易出生于新郑的一个“世敦儒业”的中小官僚家庭。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,家乡便发生了战争。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,战火烧得民不聊生。白居易二岁时,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,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。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(780年),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,升任徐州别驾,为躲避徐州战乱,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。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。而白居易聪颖过人,读书十分刻苦,读得口都生出了疮,手都磨出了茧,年纪轻轻的,头发全都白了。

806年,白居易罢校书郎。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,及第,授盩庢县(今西安周至县)尉。807年,任进士考官、集贤校理,授翰林学士。808年任左拾遗,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。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,811年母亲陈氏去世,离职丁忧,归下邽。814年回长安,授太子左赞善大夫。

任左拾遗时,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,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,因此频繁上书言事,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,希望以此补察时政,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。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,然而他言事的直接,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:“白居易小子,是朕拔擢致名位,而无礼于朕,朕实难奈。”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,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。

815年,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,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,被认为是越职言事。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: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,白居易却著有“赏花”及“新井”诗,有害名教。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。818年,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。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,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。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,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。在忠州任职的时间,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,并命名此地为“东坡”。同年冬,被任命为忠州(今重庆市忠县)刺史,819年到任。820年夏,被召回长安,任尚书司门员外郎。

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,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,而依宋代的纪录,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(新井诗今已失传),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。他被贬谪的主因,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。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:在此之前他以“兼济”为志,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;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“独善其身”,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,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。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,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,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,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。

820年冬,转任主客郎中、知制诰。821年,加朝散大夫,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,(绯色即朱色,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)。转上柱国,又转中书舍人。822年,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,不被采用,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,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,10月到任。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、疏浚六井等政绩。824年5月,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,秋天至洛阳,在洛阳履道里购宅。825年,被任命为苏州刺史,5月到任。826年因病去职,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、楚州一带。

827年,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,配紫金鱼袋,换穿紫色朝服(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)。828年,转任刑部侍郎,封晋阳县男。829年春,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,回洛阳履道里。830年12月,任河南尹。831年七月元稹去世。832年,为元稹撰写墓志铭,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,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。833年,因病免河南尹,再任太子宾客分司。835年,被任命为同州刺史,辞不赴任,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,封冯翊县侯,仍留在洛阳。839年10月得风疾。841年,罢太子少傅,停俸。842年,以刑部尚书致仕,领取半俸。

晚年白居易的生活,大多是以“闲适”的生活反应自己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人生哲学。而844年,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,事成后作诗《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》留念,诗中仍反映出他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人生观。

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,与刘禹锡唱和,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。作《池上篇》、《醉吟先生传》自况。845年,白居易74岁,尚在履道里第举行“七老会”,与会者有胡杲、吉皎、郑据、刘真、卢贞、张浑与白居易;同年夏,以七老合僧如满、李元爽,画成“九老图”。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,号香山居士,为僧如满之弟子。

武宗会昌六年(846年)八月十四日(9月8日),白居易去世于洛阳,享年75岁,赠尚书右仆射,谥号“文”,葬于洛阳香山。

白居易生平评价

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,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,而有助于改善政治。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,在提倡白话、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,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。包括陈寅恪、刘大杰、钱基博等,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。

新、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。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:“昔建安才子,始定霸于曹、刘;永明辞宗,先让功于沈、谢。元和主盟,微之、乐天而已。臣观元之制策,白之奏议,极文章之壶奥,尽治乱之根荄。非徒谣颂之片言,盘盂之小说。就文观行,居易为优,放心于自得之场,置器于必安之地,优游卒岁,不亦贤乎。”新唐书描述白居易“于文章精切,然最工诗。”又说:“居易在元和、长庆时,与元稹俱有名,最长于诗,它文未能称是也。”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:“观居易始以直道奋,在天子前争安危,冀以立功,虽中被斥,晚益不衰。当宗闵时,权势震赫,终不附离为进取计,完节自高。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,名望漼然。鸣呼,居易其贤哉!”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。

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。苏轼曾提出“元轻白俗”的说法,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。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,例如“定似香山老居士,世缘终浅道根深。”又如“予去杭十六年,而复来留二年而去。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,虽才名相远,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。”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,也有“白公晚年诗极高妙。”的评语。

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:“缀玉联珠六十年,谁教冥路作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,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长恨曲,胡儿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,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。

白居易生平成就

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,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,以其对通俗性、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,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在《与元九书》中,他明确说:“仆志在兼济,行在独善。奉而始终之则为道,言而发明之则为诗。谓之讽谕诗,兼济之志也;谓之闲适诗,独善之义也。”由此可以看出,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、闲适、感伤、杂律四类诗中,前二类体现着他 “奉而始终之”的兼济、独善之道,所以最受重视。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而他的诗歌主张,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。

白居易后世纪念

白居易的墓园,位于龙门东山的琵琶峰。白园迎门的是青谷区。夹道两旁是青色的竹子,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,荷花池飘送着夏日的清凉。听伊亭和松风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设计,“亭”通“停”,提醒游客停下脚步感受山谷的幽静。时间在山水间是慢的。听伊亭又叫草亭,因那首妇孺皆知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而建。

墓体区在琵琶峰顶,有墓冢和自然石卧碑等。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纪念。其中有块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着“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,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,你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,你对日本之贡献恩重如山,万古流芳,吾辈永志不忘。”


白居易的诗

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,唐代三大诗人之一。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,世称“元白”,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语言平易通俗,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代表诗有《长恨歌》、《卖炭翁》、《琵琶行》等。

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,以其对通俗性、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,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而他的诗歌主张,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。

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。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,突出一个主题,“一吟悲一事”,主题非常明确。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,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,或“卒章显其志”突出主题。其次,白居易的诗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,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,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。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,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,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。

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,二者都具有尚实、尚俗、务尽的特点,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。讽喻诗志在“兼济”,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,多写得意激气烈;闲适诗则意在“独善”,“知足保和,吟玩性情” ,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、闲逸悠然的情调。

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,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、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,都曾屡屡为人称道,但相比之下,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、知足保和的“闲适”思想,以及归趋佛老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,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,所以影响更为深远。

白居易的代表诗全集


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
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采莲曲
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《直中书省》长相思
题岳阳楼观刈麦问刘十九买花
望月有感放言池上缭绫
白云泉望驿台浪淘沙花非花
寒闺怨《悯农二首》中秋月论李凌

《琵琶行》与《长恨歌》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,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。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,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、描写来表现事件,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,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,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,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,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,则泼墨如雨,务求尽情,即使《琵琶行》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,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,声随情起,情随事迁,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。除此之外,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、烘托诗歌的意境上。如《长恨歌》中“行宫见月伤心色,夜雨闻铃肠断声”,《琵琶行》中 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“别时茫茫江浸月”等类诗句,或将凄冷的月色、淅沥的夜雨、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,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、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,其中透露的凄楚、感伤、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、事件统统染色,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、氛围而心灵摇荡,不能自已。


白居易传

新唐书·白居易传原文

白居易,字乐天,其先盖太原人。北齐五兵尚书建,有功于时,赐田韩城,子孙家焉。又徙下邽。父季庚,为彭城令,李正己之叛,说刺史李洧自归,累擢襄州别驾。

居易敏悟绝人,工文章。未冠,谒顾况。况,吴人,恃才少所推可,见其文,自失曰:“吾谓斯文遂绝,今复得子矣!”贞元中,擢进士、拔萃皆中,补校书郎。元和元年,对制策乙等,调盩厔尉,为集贤校理,月中,召入翰林为学士。迁左拾遗。

四年,天子以旱甚,下诏有所蠲贷,振除灾沴。居易见诏节未详,即建言乞尽免江淮两赋,以救流瘠,且多出宫人。宪宗颇采纳。是时,于頔入朝,悉以歌舞人内禁中,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,皆頔嬖爱。居易以为不如归之,无令頔得归曲天子。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,为魏徵孙赎故第,居易言:“徵任宰相,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,后嗣不能守,陛下犹宜以贤者子孙赎而赐之。师道人臣,不宜掠美。”帝从之。河东王锷将加平章事,居易以为:“宰相天下具瞻,非有重望显功不可任。按锷诛求百计,不恤雕瘵,所得财号为‘羡余’以献。今若假以名器,四方闻之,皆谓陛下得所献,与宰相。诸节度私计曰:‘谁不如锷?’争裒割生人以求所欲。与之则纲纪大坏,不与则有厚薄,事一失不可复追。”是时,孙璹以禁卫劳,擢凤翔节度使。张奉国定徐州,平李锜有功,迁金吾将军。居易为帝言:“宜罢璹,进奉国,以竦天下忠臣心。”度支有囚系閺乡狱,更三赦不得原。又奏言:“父死,絷其子,夫久系,妻嫁,债无偿期,禁无休日,请一切免之。”奏凡十余上,益知名。

会王承宗叛,帝诏吐突承璀率师出讨,居易谏:“唐家制度,每征伐,专委将帅,责成功,比年始以中人为都监。韩全义讨淮西,贾良国监之;高崇文讨蜀,刘贞亮监之。且兴天下兵,未有以中人专统领者。神策既不置行营节度,即承璀为制将,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,是实都统。恐四方闻之,必轻朝廷。后世且传中人为制将自陛下始,陛下忍受此名哉?且刘济等洎诸将必耻受承璀节制,心有不乐,无以立功。此乃资承宗之奸,挫诸将之锐。”帝不听。既而兵老不决,居易上言:“陛下讨伐,本委承璀,外则卢攸史、范希朝、张茂昭。今承璀进不决战,已丧大将,希朝、茂昭数月乃入贼境,观其势,似阴相为计,空得一县,即壁不进,理无成功。不亟罢之,且有四害。以府帑金帛、齐民膏血助河北诸侯,使益富强,一也。河北诸将闻吴少阳受命,将请洗涤承宗,章一再上,无不许,则河北合从,其势益固。与夺恩信,不出朝廷,二也。今暑湿暴露,兵气熏蒸,虽不顾死,孰堪其苦?又神策杂募市人,不忸于役,脱奔逃相动,诸军必摇,三也。回鹘、吐蕃常有游侦,闻讨承宗历三时无功,则兵之强弱,费之多少,彼一知之,乘虚入寇,渠能救首尾哉?兵连事生,何故蔑有?四也。事至而罢,则损威失柄,祗可逆防,不可追悔。”亦会承宗请罪,兵遂罢。

后对殿中,论执强鲠,帝未谕,辄进曰:“陛下误矣。”帝变色,罢,谓李绛曰:“是子我自拔擢,乃敢尔,我叵堪此,必斥之!”绛曰:“陛下启言者路,故群臣敢论得失。若黜之,是箝其口,使自为谋,非所以发扬盛德也。”帝悟,待之如初。岁满当迁,帝以资浅,且家素贫,听自择官。居易请如姜公辅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,以便养,诏可。明年,以母丧解,还,拜左赞善大夫。是时,盗杀武元衡,京都震扰。居易首上疏,请亟捕贼,刷朝廷耻,以必得为期。宰相嫌其出位,不悦。俄有言:“居易母堕井死,而居易赋《新井篇》,言浮华,无实行,不可用。”出为州刺史。中书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,追贬江州司马。既失志,能顺适所遇,托浮屠生死说,若忘形骸者。久之,徙忠州刺史。入为司门员外郎,以主客郎中知制诰。

穆宗好畋游,献《续虞人箴》以讽,曰:

唐受天命,十有二圣。兢兢业业,咸勤厥政。鸟生深林,兽在丰草。春曈冬狩,取之以道。鸟兽虫鱼,各遂其生。民野君朝,亦克用宁。在昔玄祖,厥训孔彰:“驰骋畋猎,俾心发狂。”何以效之,曰羿与康。曾不是诫,终然覆亡。高祖方猎,苏长进言:“不满十旬,未足为欢。”上心既悟,为之辍畋。降及宋璟,亦谏玄宗。温颜听纳,献替从容。璟趋以出,鹞死握中。噫!逐兽于野,走马于路。岂不快哉,衔橛可惧。审其安危,惟圣之虑。

俄转中书舍人。田布拜魏博节度使,命持节宣谕,布遗五百缣,诏使受之,辞曰:“布父雠国耻未雪,人当以物助之,乃取其财,谊不忍。方谕问旁午,若悉有所赠,则贼未殄,布赀竭矣。”诏听辞饷。是时,河朔复乱,合诸道兵出讨,迁延无功。贼取弓高,绝粮道,深州围益急。居易上言:“兵多则难用,将众则不一。宜诏魏博、泽潞、定、沧四节度,令各守境,以省度支赀饷。每道各出锐兵三千,使李光颜将。光颜故有凤翔、徐、滑、河阳、陈许军无虑四万,可径薄贼,开弓高粮路,合下博,解深州之围,与牛元翼合。还裴度招讨使,使悉太原兵西压境,见利乘隙夹攻之,间令招谕以动其心,未及诛夷,必自生变。且光颜久将,有威名,度为人忠勇,可当一面,无若二人者。”于是,天子荒纵,宰相才下,赏罚失所宜,坐视贼,无能为。居易虽进忠,不见听,乃丐外迁。为杭州刺史,始筑堤捍钱塘湖,钟泄其水,溉田千顷。复浚李泌六井,民赖其汲。久之,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。复拜苏州刺史,病免。

文宗立,以秘书监召,迁刑部侍郎,封晋阳县男。太和初,二李党事兴,险利乘之,更相夺移,进退毁誉,若旦暮然。杨虞卿与居易姻家,而善李宗闵,居易恶缘党人斥,乃移病还东都。除太子宾客分司。逾年,即拜河南尹,复以宾客分司。开成初,起为同州刺史,不拜,改太子少傅,进冯翊县侯。会昌初,以刑部尚书致仕。六年,卒,年七十五,赠尚书右仆射,宣宗以诗吊之。遗命薄葬,毋请谥。

居易被遇宪宗时,事无不言,湔剔抉摩,多见听可,然为当路所忌,遂摈斥,所蕴不能施,乃放意文酒。既复用,又皆幼君,偃蹇益不合,居官辄病去,遂无立功名意。与弟行简、从祖弟敏中友爱。东都所居履道里,疏诏种树,构石楼香山,凿八节滩,自号醉吟先生,为之传。暮节惑浮屠道尤甚,至经月不食荤,称香山居士。尝与胡杲、吉■(缺字合体,左日右攵)、郑据、刘真、卢真、张浑、狄兼谟、卢贞燕集,皆高年不事者,人慕之,绘为《九老图》。

居易于文章精切,然最工诗。初,颇以规讽得失,及其多,更下偶俗好,至数千篇,当时士人争传。鸡林行贾售其国相,率篇易一金,甚伪者,相辄能辩之。初,与元稹酬咏,故号“元白”;稹卒,又与刘禹锡齐名,号“刘白”。其始生七月能展书,姆指“之”、“无”两字,虽试百数不差;九岁暗识声律。其笃于才章,盖天禀然。敏中为相,请谥,有司曰文。后履道第卒为佛寺。东都、江州人为立祠焉。

赞曰:居易在元和、长庆时,与元稹俱有名,最长于诗,它文未能称是也,多至数千篇,唐以来所未有。其自叙言:“关美刺者,谓之讽谕;咏性情者,谓之闲适;触事而发,谓之感伤;其它为杂律。”又讥“世人所爱惟杂律诗,彼所重,我所轻。至讽谕意激而言质,闲适思澹而辞迂,以质合迂,宜人之不爱也”。今视其文,信然。而杜牧谓:“纤艳不逞,非庄士雅人所为。流传人间,子父女母交口教授,淫言媟语入人肌骨不可去。”盖救所失不得不云。观居易始以直道奋,在天子前争安危,冀以立功,虽中被斥,晚益不衰。当宗闵时,权势震赫,终不附离为进取计,完节自高。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,名望漼然。鸣呼,居易其贤哉!

新唐书·白居易传翻译

白居易字乐天,太原下邽人。他在年近二十名声未起的时候,有一次去京城游玩,拜见当时名流顾况。顾况是南方吴地人氏,自恃才华,很少有他推荐认可的诗人,于是就取笑白居易说:“长安城什么东西都贵,要想‘居’于此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”等到翻阅白居易诗卷,读到其中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一诗时,他就又感慨道:“能写出这样的诗句,想居天下都不难。老夫我之前的话是开玩笑的了。”贞元十六年,中书舍人高郢主持进士考试,选拔英才,白居易全都考中,被朝廷授任为校书郎。元和元年,白居易写作乐府及诗歌一百多篇,讽谏时事,流传到了宫中。皇帝读了他的诗后非常喜欢他,召见他并且授任他翰林学士一职,接着又历任了左拾遗。当时有盗贼刺杀了宰相,京城议论纷纷。白居易第一个上疏皇帝,请求紧急抓捕盗贼。有权贵厌嫌他越职行事,对他十分恼怒。不久就有传言说:“白居易的母亲落井而死,他却写了篇《新井篇》,词句十分浮夸华丽,如此品行不可重用。”后来白居易就被贬为江州司马。起初白居易只是认为不应当让被刺杀的宰相武元衡暴尸街头,其实并没有别的想法,想不到却触怒了奸党,于是志向受挫。但他能顺其自然,随遇而安,借佛教的生死之说超脱形体的痛苦。很长一段时间后,又调任中书舍人,主管制定朝廷的政令。有一年,河北发生暴乱,朝廷出兵无功,白居易又向朝廷进谏,没有被采纳,于是请求外调,担任了杭州太守。唐文宗即位后,下诏升任白居易为刑部侍郎。会昌初年辞职回家,最后死在家中。

白居易多次因为忠诚耿直遭到排斥,于是就纵情喝酒作诗。被重新任用后,由于遇到的又都是年少君主,所以做官的心情顿时消沉。在履道里购宅定居,与香山僧人如满等成立净社。每天开挖沟池,栽种树木,建造石楼,开凿八节滩,作为游玩之乐,茶壶锅子酒杯不离身。曾经有一次光着头,像箕一样张开腿盘坐着,谈论佛理,吟咏古诗,十分清静安闲。自己号称醉吟先生,并且还为此作了篇传记。白居易十分喜欢佛教,也常常几个月不吃荤,自称香山居士。与胡杲、吉皎、郑据、刘真、卢贞、张浑、如满、李文爽等人宴饮集会。这些人都是年纪大却不肯做官的人,每天互相招待邀请,当时人们很羡慕他们,有人给他们画了一幅《九老图》。

白居易的诗以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为主,不推崇艰涩难懂,每写成一篇,必定让他家里的老婆婆先读一读,询问老婆婆直到她理解了才抄录下来。后人评价白居易的诗作就像崤山以东的百姓谈论农桑之事,字字句句都是非常朴实的话。鸡林国的商人把他的诗作卖给他们的国相,每篇都是一百两银子,如果是伪造的,鸡林国相马上就能分辨出来。白居易与元稹关系十分要好,友情可谓如胶似漆,写诗追求的音韵也相同,天下人把他们并称为“元白”。元稹死后,白居易与刘禹锡齐名,并称为“刘白”。白居易喜欢神仙,曾经自己造了一双飞云鞋,点起香举起脚,好像在腾云驾雾,云雾冉冉降临。刚来九江时,居住在庐阜峰下,建了一座草堂,炼制丹药。这座草堂如今还保存着。撰有《白氏长庆集》七十五集,以及所撰古今事件实情的,写了《六帖》,叙述作诗格式方法,想自己改掉其中的不足,名叫《白氏金针集》的三卷,都在世上流传。 

旧唐书·白居易传原文

白居易,字乐天,太原人。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。建生士通,皇朝利州都督。士通生志善,尚衣奉御。志善生温,检校都官郎中。温生锽,历酸枣、巩二县令。锽生季庚,建中初为彭城令。时李正己据河南十余州叛。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,季庚说洧以彭门归国,因授朝散大夫、大理少卿、徐州别驾,赐绯鱼袋,兼徐泗观察判官。历衢州、襄州别驾。自锽至季庚,世敦儒业,皆以明经出身。季庚生居易。初,建立功于高齐,赐田于韩城,子孙家焉,遂移籍同州。至温徙于下邽,今为下邽人焉。

居易幼聪慧绝人,襟怀宏放。年十五六时,袖文一编,投著作郎吴人顾况。况能文,而性浮薄,后进文章无可意者。览居易文,不觉迎门礼遇,曰:“吾谓斯文遂绝,复得吾子矣。”

贞元十四年,始以进士就试,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,吏部判入等,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元和元年四月,宪宗策试制举人,应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科,策入第四等,授盩厔县慰、集贤校理。

居易文辞富艳,尤精于诗笔。自雠校至结绶畿甸,所著歌诗数十百篇,皆意存讽赋,箴时之病,补政之缺。而士君子多之,而往往流闻禁中。章武皇帝纳谏思理,渴闻谠言,二年十一月,召入翰林为学士。三年五月,拜左拾遗。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,非次拔擢,欲以生平所贮,仰酬恩造。拜命之日,献疏言事曰:

蒙恩授臣左拾遗,依前翰林学士,已与崔群同状陈谢。但言忝冒,未吐衷诚。今再渎宸严,伏惟重赐详览。臣谨按《六典》,左右拾遗,掌供奉讽谏,凡发令举事,有不便于时、不合于道者,小则上封,大则廷诤。其选甚重,其秩甚卑,所以然者,抑有由也。大凡人之情,位高则惜其位,身贵则爱其身;惜位则偷合而不言,爱身则苟容而不谏,此必然之理也。故拾遗之置,所以卑其秩者,使位未足惜,身未足爱也。所以重其选者,使下不忍负心,上不忍负恩也。夫位不足惜,恩不忍负,然后能有阙必规,有违必谏。朝廷得失无不察,天下利病无不言。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。由是而言,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?

况臣本乡校竖儒,府县走吏,委心泥滓,绝望烟霄。岂意圣慈,擢居近职,每宴饮无不先预,每庆赐无不先沾,中厩之马代其劳,内厨之膳给其食。朝惭夕惕,已逾半年,尘旷渐深,忧愧弥剧。未申微效,又擢清班。臣所以授官已来仅经十日,食不知味,寝不遑安。唯思粉身以答殊宠,但未获粉身之所耳。

今陛下肇临皇极,初受鸿名,夙夜忧勤,以求致理。每施一政、举一事,无不合于道、便于时者。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,陛下岂不欲闻之乎?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,陛下岂不欲知之乎?倘陛下言动之际,诏令之间,小有阙遗,稍关损益,臣必密陈所见,潜献所闻,但在圣心裁断而已。臣又职在禁中,不同外司,欲竭愚诚,合先陈露。伏希天鉴,深察赤诚。

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,同年登制举,交情隆厚。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,翰林学士李绛、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,居易累疏切谏曰:

臣昨缘元稹左降,频已奏闻。臣内察事情,外听众议,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。何者?元稹守官正直,人所共知。自授御史已来,举奏不避权势,只如奏李佐公等事,多是朝廷亲情。人谁无私,因以挟恨,或假公议,将报私嫌,遂使诬谤之声,上闻天听。臣恐元稹左降已后,凡在位者,每欲举职,必先以稹为诫,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,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。内外权贵亲党,纵有大过大罪者,必相容隐而已,陛下从此无由得知。此其不可者一也。

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,心虽徇公,事稍过当。既从重罚,足以惩违,况经谢恩,旋又左降。虽引前事以为责辞,然外议喧喧,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,因此获罪。至于争事理,已具前状奏陈。况闻士元蹋破驿门,夺将鞍马,仍索弓箭,吓辱朝官,承前已来,未有此事。今中官有罪,未闻处置;御史无过,却先贬官。远近闻知,实损圣德。臣恐从今已后,中官出使,纵暴益甚;朝官受辱,必不敢言。纵有被凌辱殴打者,亦以元稹为戒,但吞声而已。陛下从此无由得闻。此其不可二也。

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已来,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,没入平人资产八十余家;又奏王沼违法给券,令监军押柩及家口入驿;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;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。如此之事,前后甚多,属朝廷法行,悉有惩罚。计天下方镇,皆怒元稹守官。今贬为江陵判司,即是送与方镇,从此方便报怨,朝廷何由得知?臣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,告李锜必反,德宗不信,送与李锜,锜掘坑炽火,烧杀善贞。曾未数年,李锜果反,至今天下为之痛心。臣恐元稹贬官,方镇有过,无人敢言,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。此其不可者三也。

若无此三不可,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,盖是小事,臣安敢烦渎圣听,至于再三!诚以所损者深,所关者大,以此思虑,敢不极言!疏入不报。

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绢,为魏徵子孙赎宅。居易谏曰:“徵是陛下先朝宰相,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,尤与诸家第宅不同。子孙典贴,其钱不多,自可官中为之收赎,而令师道掠美,事实非宜。”宪宗深然之。

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,居易谏曰:“宰相是陛下辅臣,非贤良不可当此位。锷诛剥民财,以市恩泽,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,而与之宰相,深无益于圣朝。”乃止。

王承宗拒命,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,谏官上章者十七八。居易面论,辞情切至。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,凡数千百言,皆人之难言者,上多听纳。唯谏承璀事切,上颇不悦,谓李绛曰:“白居易小子,是朕拔擢致名位,而无礼于朕,朕实难奈。”绛对曰:“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,事无巨细必言者,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,非轻言也。陛下欲开谏诤之路,不宜阻居易言。”上曰:“卿言是也。”由是多见听纳。

五年,当改官,上谓崔群曰:“居易官卑俸薄,拘于资地,不能超等,其官可听自便奏来。”居易奏曰:“臣闻姜公辅为内职,求为京府判司,为奉亲也。臣有老母,家贫养薄,乞如公辅例。”于是,除京兆府户曹参军。六年四月,丁母陈夫人之丧,退居下邽。九年冬,入朝,授太子左赞善大夫。

十年七月,盗杀宰相武元衡,居易首上疏论其冤,急请捕贼以雪国耻。宰相以宫官非谏职,不当先谏官言事。会有素恶居易者,掎摭居易,言浮华无行,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,而居易作《赏花》及《新井》诗,甚伤名教,不宜置彼周行。执政方恶其言事,奏贬为江表刺史。诏出,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,言居易所犯状迹,不宜治郡,追诏授江州司马。

居易儒学之外,尤通释典,常以忘怀处顺为事,都不以迁谪介意。在湓城,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,尝与人书言之曰:“予去年秋始游庐山,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,见云木泉石,胜绝第一。爱不能舍,因立草堂。前有乔松十数株,修竹千余竿,青罗为墙援,白石为桥道,流水周于舍下,飞泉落于檐间,红榴白莲,罗生池砌。”居易与凑、满、朗、晦四禅师,追永、远、宗、雷之迹,为人外之交。每相摧游咏,跻危登险,极林泉之幽邃。至于翛然顺适之际,几欲忘其形骸。或经时不归,或逾月而返,郡守以朝贵遇之,不之责。

时元稹在通州,篇咏赠答往来,不以数千里为远。尝与稹书,因论作文之大旨曰:

夫文,尚矣,三才各有文。天之文三光首之;地之文五材首之;人之文《六经》道之。就《六经》言,《诗》又首之。何者?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,莫始乎言,莫切乎声,莫深乎义。诗者,根情,苗言,华声,实义。上自贤圣,下至愚騃,微及豚鱼,幽及鬼神。群分而气同,形异而情一。未有声入而不应、情交而不感者。圣人知其然,因其言,经之以六义;缘其声,纬之以五音。音有韵,义有类。韵协则言顺,言顺则声易入;类举则情见,情见则感易交。于是乎孕大含深,贯微洞密,上下通而二气泰,忧乐合而百志熙。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、垂拱而理者,揭此以为大柄,决此以为大窦也。故闻“元首明,股肱良”之歌,则知虞道昌矣。闻五子洛汭之歌,则知夏政荒矣。言者无罪,闻者作诫,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。

洎周衰秦兴,采诗官废,上不以诗补察时政,下不以歌泄导人情。用至于谄成之风动,救失之道缺。于时六义始剚矣。《国风》变为《骚辞》,五言始于苏、李。《诗》、《骚》皆不遇者,各系其志,发而为文。故河梁之句,止于伤别;泽畔之吟,归于怨思。彷徨抑郁,不暇及他耳。然去《诗》未远,梗概尚存。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,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。虽义类不具,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。于时六义始缺矣。晋、宋已还,得者盖寡。以康乐之奥博,多溺于山水;以渊明之高古,偏放于田园。江、鲍之流,又狭于此。如梁鸿《五噫》之例者,百无一二。于时六义浸微矣!陵夷至于梁、陈间,率不过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噫!风雪花草之物,三百篇中岂舍之乎?顾所用何如耳。设如“北风其凉”,假风以刺威虐;“雨雪霏霏”,因雪以愍征役;“棠棣之华”,感华以讽兄弟;“采采芣苡”,美草以乐有子也。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。反是者,可乎哉!然则“余霞散成绮,澄江净如练”,“归花先委露,别叶乍辞风”之什,丽则丽矣,吾不知其所讽焉。故仆所谓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。于时六义尽去矣。

唐兴二百年,其间诗人不可胜数。所可举者,陈子昂有《感遇诗》二十首,鲍防《感兴诗》十五篇。又诗之豪者,世称李、杜。李之作,才矣!奇矣!人不迨矣!索其风雅比兴,十无一焉。杜诗最多,可传者千余首。至于贯穿古今,覙缕格律,尽工尽善,又过于李焉。然撮其《新安》、《石壕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芦子关》、《花门》之章,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之句,亦不过十三四。杜尚如此,况不迨杜者乎?仆常痛诗道崩坏,忽忽愤发,或废食辍寝,不量才力,欲扶起之。嗟乎!事有大谬者,又不可一二而言,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。

仆始生六七月时,乳母抱弄于书屏下,有指“之”字、“无”字示仆者,仆口未能言,心已默识。后有问此二字者,虽百十其试,而指之不差。则知仆宿习之缘,已在文字中矣。及五六岁,便学为诗。九岁谙识声韵。十五六,始知有进士,苦节读书。二十已来,书课赋,夜课书,间又课诗,不遑寝息矣。以至于口舌成疮,手肘成胝。既壮而肤革不丰盈,未老而齿发早衰白;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,动以万数,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!

又自悲家贫多故,年二十七,方从乡赋。既第之后,虽专于科试,亦不废诗。及授校书郎时,已盈三四百首。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,见皆谓之工,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。自登朝来,年齿渐长,阅事渐多。每与人言,多询时务;每读书史,多求理道。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是时皇帝初即位,宰府有正人,屡降玺书,访人急病。

仆当此日,擢在翰林,身是谏官,月请谏纸。启奏之间,有可以救济人病,裨补时阙,而难于指言者,辄咏歌之,欲稍稍进闻于上。上以广宸听,副忧勤;次以酬恩奖,塞言责;下以复吾平生之志。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,言未闻而谤已成矣!

又请为左右终言之。凡闻仆《贺雨诗》,众口籍籍,以为非宜矣;闻仆《哭孔戡诗》,众面脉脉,尽不悦矣;闻《秦中吟》,则权豪贵近者,相目而变色矣;闻《登乐游园》寄足下诗,则执政柄者扼腕矣;闻《宿紫阁村》诗,则握军要者切齿矣!大率如此,不可遍举。不相与者,号为沽誉,号为诋讦,号为讪谤。苟相与者,则如牛僧孺之诫焉。乃至骨肉妻孥,皆以我为非也。其不我非者,举世不过三两人。有邓鲂者,见仆诗而喜,无何鲂死。有唐衢者,见仆诗而泣,未几而衢死。其余即足下。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。呜呼!岂六义四始之风,天将破坏,不可支持耶?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?不然,何有志于诗者,不利若此之甚也!

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,除读书属文外,其他懵然无知,乃至书画棋博,可以接群居之欢者,一无通晓,即其愚拙可知矣!初应进士时,中朝无缌麻之亲,达官无半面之旧;策蹇步于利足之途,张空拳于战文之场。十年之间,三登科第,名落众耳,迹升清贯,出交贤俊,入侍冕旒。始得名于文章,终得罪于文章,亦其宜也。

日者闻亲友间说,礼、吏部举选人,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。其余诗句,亦往往在人口中。仆恧然自愧,不之信也。及再来长安,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,欲聘倡妓,妓大夸曰:“我诵得白学士《长恨歌》,岂同他哉?”由是增价。又足下书云:到通州日,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。何人哉?又昨过汉南日,适遇主人集众娱乐,他宾诸妓见仆来,指而相顾曰:此是《秦中吟》、《长恨歌》主耳。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,凡乡校、佛寺、逆旅、行舟之中,往往有题仆诗者;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处女之口,每有咏仆诗者。此诚雕篆之戏,不足为多,然今时俗所重,正在此耳。虽前贤如渊、云者,前辈如李、杜者,亦未能忘情于其间。

古人云:“名者公器,不可多取。”仆是何者,窃时之名已多。既窃时名,又欲窃时之富贵,使己为造物者,肯兼与之乎?今之屯穷,理固然也。况诗人多蹇,如陈子昂、杜甫,各授一拾遗,而屯剥至死。孟浩然辈不及一命,穷悴终身。近日孟郊六十,终试协律;张籍五十,未离一太祝。彼何人哉!况仆之才又不迨彼。今虽谪佐远郡,而官品至第五,月俸四五万,寒有衣,饥有食,给身之外,施及家人。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。微之,微之!勿念我哉!

仆数月来,检讨囊帙中,得新旧诗,各以类分,分为卷目。自拾遗来,凡所遇所感,关于美刺兴比者;又自武德至元和,因事立题,题为《新乐府》者,共一百五十首,谓之讽谕诗。又或退公,或卧病闲居,知足保和,吟玩性情者一百首,谓之闲适诗。又有事物牵于外,情理动于内,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,谓之感伤诗。又有五言、七言、长句、绝句,自百韵至两韵者,四百余首,谓之杂律诗。凡为十五卷,约八百首。异时相见,当尽致于执事。

微之!古人云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”仆虽不肖,常师此语。大丈夫所守者道,所待者时。时之来也,为云龙,为风鹏,勃然突然,陈力以出;时之不来也,为雾豹,为冥鸿,寂兮寥兮,奉身而退。进退出处,何往而不自得哉!故仆志在兼济,行在独善,奉而始终之则为道,言而发明之则为诗。谓之讽谕诗,兼济之志也;谓之闲适诗,独善之义也。故览仆诗者,知仆之道焉。其余杂律诗,或诱于一时一物,发于一笑一吟,率然成章,非平生所尚者,但以亲朋合散之际,取其释恨佐欢,今铨次之间,未能删去。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,略之可也。

微之!夫贵耳贱目,荣古陋今,人之大情也。仆不能远征古旧,如近岁韦苏州歌行,才丽之外,颇近兴讽;其五言诗,又高雅闲淡,自成一家之体,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?然当苏州在时,人亦未甚爱重,必待身后,人始贵之。今仆之诗,人所爱者,悉不过杂律诗与《长恨歌》已下耳。时之所重,仆之所轻。至于讽谕者,意激而言质;闲适者,思澹而辞迂。以质合迂,宜人之不爱也。今所爱者,并世而生,独足下耳。然百千年后,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,而知爱我诗哉?故自八九年来,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,小穷则以诗相勉,索居则以诗相慰,同处则以诗相娱。知吾罪吾,率以诗也。

如今年春游城南时,与足下马上相戏,因各诵新艳小律,不杂他篇,自皇子陂归昭国里,迭吟递唱,不绝声者二十里余。攀、李在傍,无所措口。知我者以为诗仙,不知我者以为诗魔。何则?劳心灵,役声气,连朝接夕,不自知其苦,非魔而何?偶同人当美景,或花时宴罢,或月夜酒酣,一咏一吟,不觉老之将至。虽骖鸾鹤、游蓬瀛者之适,无以加于此焉,又非仙而何?微之,微之!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、脱踪迹、傲轩鼎、轻人寰者,又以此也。

当此之时,足下兴有余力,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,取其尤长者,如张十八古乐府,李二十新歌行,卢、杨二秘书律诗,窦七、元八绝句,博搜精掇,编而次之,号为《元白往还集》。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,莫不踊跃欣喜,以为盛事。嗟乎!言未终而足下左转,不数月而仆又继行,心期索然,何日成就?又可为之太息矣!

仆常语足下,凡人为文,私于自是,不忍于割截,或失于繁多。其间妍媸,益又自惑。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,讨论而削夺之,然后繁简当否,得其中矣。况仆与足下,为文尤患其多。己尚病,况他人乎?今且各纂诗笔,粗为卷第,待与足下相见日,各出所有,终前志焉。又不知相遇是何年,相见是何地,溘然而至,则如之何?微之知我心哉!

浔阳腊月,江风苦寒,岁暮鲜欢,夜长少睡。引笔铺纸,悄然灯前,有念则书,言无铨次。勿以繁杂为倦,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。

居易自叙如此,文士以为信然。

十三年冬,量移忠州刺史。自浔阳浮江上峡。十四年三月,元稹会居易于峡口,停舟夷陵三日。时季弟行简从行,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,置酒赋诗,恋恋不能诀。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,花木多奇。居易在郡,为《木莲荔枝图》,寄朝中亲友,各记其状曰:“荔枝生巴、峡间,形圆如帷盖。叶如桂,冬青;华如橘,春荣;实如丹,夏熟。朵如蒲萄,核如枇杷,壳如红缯,膜如紫绡,瓤肉莹白如雪,浆液甘酸如醴酪。大略如此,其实过之。若离本枝,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,四五日外,色香味尽去矣。”“木莲大者高四五丈,巴民呼为黄心树,经冬不凋。身如青杨,有白文。叶如桂,厚大无脊。花如莲,香色艳腻皆同,房独蕊有异。四月初始开,自开迨谢,仅二十日。元和十四年夏,命道士毋丘元志写之。惜其遐僻,因以三绝赋之。”有“天教抛掷在深山”之句,咸传于都下,好事者喧然模写。

其年冬,召还京师,拜司门员外郎。明年,转主客郎中、知制诰,加朝散大夫,始著绯。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、知制诰,同在纶阁。长庆元年三月,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,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一十四人。十月,转中书舍人。十一月,穆宗亲试制举人,又与贾餗、陈岵为考策官。凡朝廷文字之职,无不首居其选,然多为排摈,不得用其才。

时天子荒纵不法,执政非其人,制御乖方,河朔复乱。居易累上疏论其事,天子不能用,乃求外任。七月,除杭州刺史。俄而元稹罢相,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。交契素深,杭、越邻境,篇咏往来,不间旬浃。尝会于境上,数日而别。秩满,除太子左庶子,分司东都。宝历中,复出为苏州刺史。文宗即位,征拜秘书监,赐金紫。九月上诞节,召居易与僧惟澄、道土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。居易论难锋起,辞辨泉注,上疑宿构,深嗟挹之。太和二年正月,转刑部侍郎,封晋阳县男,食邑三百户。三年,称病东归,求为分司官,寻除太子宾客。

居易初对策高第,擢入翰林,蒙英主特达顾遇,颇欲奋厉效报,苟致身于訏谟之地,则兼济生灵,蓄意未果,望风为当路者所挤,流徙江湖。四五年间,几沦蛮瘴。自是宦情衰落,无意于出处,唯以逍遥自得,吟咏情性为事。太和已后,李宗闵、李德裕朋党事起,是非排陷,朝升暮黜,天子亦无如之何。杨颖士、杨虞卿与宗闵善,居易妻,颖士从父妹也。居易愈不自安,惧以党人见斥,乃求致身散地,冀于远害。凡所居官,未尝终秩,率以病免,固求分务,识者多之。五年,除河南尹。七年,复授太子宾客分司。初,居易罢杭州,归洛阳。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,竹木池馆,有林泉之致。家妓樊素、蛮子者,能歌善舞。居易既以尹正罢归,每独酌赋咏于舟中,因为《池上篇》曰:

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,东南之胜在履道里,里之胜在西北隅,西闬北垣第一第,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。地方十七亩,屋室三之一,水五之一,竹九之一,而岛树桥道间之。初乐天既为主,喜且曰:“虽有池台,无粟不能守也”,乃作池东粟廪。又曰:“虽有子弟,无书不能训也。”乃作池北书库。又曰:“虽有宾朋,无琴酒不能娱也”,乃作池西琴亭,加石樽焉。

乐天罢杭州刺史,得天竺石一、华亭鹤二以归。始作西平桥,开环池路。罢苏州刺史时,得太湖石五、白莲、折腰菱、青板舫以归,又作中高桥,通三岛迳。罢刑部侍郎时,有粟千斛,书一车,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。先是颍川陈孝仙与酿酒法,味甚佳;博陵崔晦叔与琴,韵甚清;蜀客姜发授《秋思》,声甚淡;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,方长平滑,可以坐卧。

太和三年夏,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,分秩于洛下,息躬于池上。凡三任所得,四人所与,洎吾不才身,今率为池中物。每至池风春,池月秋,水香莲开之旦,露清鹤唳之夕,拂杨石,举陈酒,援崔琴,弹《秋思》,颓然自适,不知其他。酒酣琴罢,又命乐童登中岛亭,含奏《霓裳散序》,声随风飘,或凝或散,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。曲未竟,而乐天陶然石上矣。睡起偶咏,非诗非赋,阿龟握笔,因题石间。视其粗成韵章,命为《池上篇》云:

十亩之宅,五亩之园,有水一池,有竹千竿。勿谓土狭,勿谓地偏,足以容膝,足以息肩。有堂有亭,有桥有船,有书有酒,有歌有弦。有叟在中,白须飒然,识分知足,外无求焉。如鸟择木,姑务巢安;如蛙作坎,不知海宽。灵鹊怪石,紫菱白莲,皆吾所好,尽在我前。时引一杯,或吟一篇。妻孥熙熙,鸡犬闲闲。优哉游哉,吾将老乎其间。

又效陶潜《五柳先生传》,作《醉吟先生传》以自况。文章旷达,皆此类也。

太和末,李训构祸,衣冠涂地,士林伤感,居易愈无宦情。开成元年,除同州刺史,辞疾不拜。寻授太子少傅,进封冯翊县开国侯。四年冬,得风病,伏枕者累月,乃放诸妓女樊、蛮等,仍自为墓志,病中吟咏不辍。自言曰:“予年六十有八,始患风痹之疾,体郤首胘,左足不支。盖老病相乘,有时而至耳。予栖心释梵,浪迹老、庄,因疾观身,果有所得。何则?外形骸而内忘忧患,先禅观而后顺医治。旬月以还,厥疾少间,杜门高枕,淡然安闲。吟咏兴来,亦不能遏,遂为《病中诗》十五篇以自谕。”

会昌中,请罢太子少傅,以刑部尚书致仕。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,每肩舆往来,白衣鸠杖,自称香山居士。

大中元年卒,时年七十六,赠尚书右仆射。有文集七十五卷,《经史事类》三十卷,并行于世。长庆末,浙东观察使元稹,为居易集序曰:

乐天始未言,试指“之”、“无”字,能不误。始既言,读书勤敏,与他兒异。五六岁识声韵,十五志辞赋,二十七举进士。贞元末,进士尚驰竞,不尚文,就中六籍尤摈落。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,乐天一举擢上第。明年,中拔萃甲科,由是《性习相近远》、《玄珠》、《斩白蛇剑》等赋洎百节判,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。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,对诏称旨,又登甲科。未几,选入翰林,掌制诰。比比上书言得失,因为《贺雨诗》、《秦中吟》等数十章,指言天下事,时人比之《风》、《骚》焉。

予始与乐天同秘书,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。予谴掾江陵,乐天犹在翰林,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,前后数十诗。是后各佐江、通,复相酬寄。巴、蜀、江、楚间洎长安中少年,递相仿效,竞作新辞,自谓为元和诗。而乐天《秦中吟》、《贺雨》讽谕闲适等篇,时人罕能知者。然而二十年间,禁省观寺、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;王公妾妇、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。其缮写模勒,炫卖于市井,或因之以交酒茗者,处处皆是。其甚有至盗窃名姓,苟求自售,杂乱间厕,无可奈何。予尝于平水市中,见村校诸童,竞习歌咏,召而问之,皆对曰:“先生教我乐天、微之诗。”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。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,自云:“本国宰相,每以一金换一篇,甚伪者,宰相辄能辨别之。”自篇章已来,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。

长庆四年,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,予时刺会稽,因得尽征其文,手自排缵,成五十卷,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。前辈多以前集、中集为名,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,长庆讫于是矣,因号《白氏长庆集》。

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,乐天长可以为多矣。夫讽谕之诗长于激,闲适之诗长于遣,感伤之诗长于切,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,五字、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,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,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,启奏表状长于直,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。总而言之,不亦多乎哉!

人以为稹序尽其能事。

居易尝写其文集,送江州东西二林寺、洛城香山圣善等寺,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。无子,以其侄孙嗣。遗命不归下邽,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,家人从命而葬焉。

史臣曰:举才选士之法,尚矣!自汉策贤良,隋加诗赋,罢中正之法,委铨举之司。由是争务雕虫,罕趋函丈,矫首皆希于屈、宋,驾肩并拟于《风》、《骚》。或侔箴阙之篇,或敩补亡之句。咸欲锱铢《采葛》,糠秕《怀沙》,较丽藻于碧鸡,斗新奇于白凤。暨编之简牍,播在管弦,未逃季绪之诋诃,孰望《子虚》之称赏?迨今千载,不乏辞人,统论六义之源,较其三变之体,如二班者盖寡,类七子者几何?至潘、陆情致之文,鲍、谢清便之作,迨于徐、庾,踵丽增华,纂组成而耀以珠玑,瑶台构而间之金碧。国初开文馆,高宗礼茂才,虞、许擅价于前,苏、李驰声于后。或位升台鼎,学际天人,润色之文,咸布编集。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,徇华者或至不经,龌龊者局于宫商,放纵者流于郑、卫。若品调律度,扬搉古今,贤不肖皆赏其文,未如元、白之盛也。昔建安才子,始定霸于曹、刘;永明辞宗,先让功于沈、谢。元和主盟,微之、乐天而已。臣观元之制策,白之奏议,极文章之壶奥,尽治乱之根荄。非徒谣颂之片言,盘盂之小说。就文观行,居易为优,放心于自得之场,置器于必安之地,优游卒岁,不亦贤乎。

赞曰:文章新体,建安、永明。沈、谢既往,元、白挺生。但留金石,长有《茎英》。不习孙、吴,焉知用兵?

旧唐书·白居易传翻译

白居易字乐天,太原人。北齐五兵尚书白建的远代孙。建子白士通,为我朝利州都督。士通子白志喜,官任御前尚衣。志喜子白温,任检校都官郎中。温子白..,做过酸枣、巩二县令。..子白季庚,建中初年任彭城县令。这时李正己占据河南十余州叛乱。他的族人李洧任徐州刺史,白季庚说服李洧使徐州归附朝廷,因此被授朝散大夫、大理少卿、徐州别驾,赐服绯衣佩银鱼袋,兼任徐州泗州观察判官。又历任衢州、襄州别驾。从白..到白季庚,累代研习儒学,皆由明经科考试而步入仕途。白季庚生白居易。当初,白建对北齐有功,受赐田地在韩城,子孙便在那里定居,于是籍贯迁移到同州。到了白温徙居下圭阝,就成了下圭阝人了。

白居易从小聪慧过人,胸襟豁达开朗。十五、六岁时,袖中装了自己的一篇诗作,投交著作郎顾况。顾况善做诗文,可性情浮躁浅薄,后学之诗文他没有看得上的。读罢白居易的诗作,禁不住到门口以礼相迎道:“我只道斯文已断绝,没想到又有您了。”贞元十四年(798),白居易才以应贡进士身份参加考试,礼部侍郎高郢取他高中甲科,又经吏部试判录取,官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元和元年(806)四月,宪宗当廷策试制举应考者,白居易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廷试,录入四等,授周至县尉、集贤殿校理。

白居易文辞丰富艳丽,尤精于做诗。从学习写作到任职京师,所著诗歌数十百篇,皆含讽谏之意,针砭时弊,弥补政务之缺漏,受到那些有志有识之士的赞赏,并往往流传到宫中。章武皇帝纳谏思治,渴望听到正直言论,元和二年(807)十一月,白居易被召入长安任翰林学士。元和三年(808)五月,官拜左拾遗。白居易认为遇到了喜好文治的主上,自己被破格提升,决心竭尽生平所贮积的才识,仰报圣恩。拜诏受命那一天,献疏言及此事道:

“蒙恩授臣左拾遗,依照前次授臣的翰林学士之例,已与崔群同状陈谢。但害怕言语冒犯,未能尽吐衷肠。现在再次亵渎圣上尊严,俯首恳请重赐圣恩详加览阅;臣谨依《六典》规定,左右拾遗,掌管供奉讽谏之职,但凡发布诏令办理政务,有与时势不相适应、与正道不相符合的,臣小则封书上奏,大则当廷批评。朝廷对拾遗一职选人很郑重,这职位却很卑下,之所以如此,也许有缘由吧。大抵人之常情,位高则珍惜其位,身贵则珍爱其身;珍惜其职位则易于苟合而不说真话,珍爱身份则易于偷安而不敢进谏,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而设置拾遗一职,之所以将品位定得很低,正为了让这职位不足珍视,这身份不足珍爱;之所以重视选人,正为了使圣上对下不忍负心、人臣对上不忍负恩呀。职位不足惜,圣恩不忍负,然后才能做到有缺漏必规劝,有过失必进谏,朝廷得失无不明察,天下利弊无不陈说。这是国家设置拾遗官职的根本意图啊。由此而言,这职位岂是小臣这种愚笨拙劣内心怯懦的人所能担当的呢?

“何况臣本是乡校卑贱书生,府县跑腿小吏,甘居泥淖之中,断绝了高上云霄的奢望。没想到圣恩慈祥,提拔臣靠近圣上供职,每有宴饮总是先行参与,每有庆赏无不先沾恩惠,出门有圣上的车马代劳,进食有圣上的膳肴供餐。朝夕惭愧忧惧,已有半年以上,阅历渐深,惭愧越发加剧。未能奉献微薄之力,又升任清贵的官职。臣自授官以来将近十日,食不知味,寝不安眠,只是想着粉身碎骨报答圣上的特殊恩宠,但未找到粉身碎骨的机会呀。

“现在陛下始登皇位,初受伟名,日夜操心操劳,以求国泰民安。每施行一政令,举办一政事,无不合于正道、适于时势。万一政事有不适应时势的,陛下难道不想听说吗?万一政令有不符合正道的,陛下难道不想知道吗?倘若陛下说话、行动之际,诏令之间,哪怕小有缺漏,对治政得失稍有影响,臣必定将自己的见解和听闻,秘密奏告,意在请求圣上裁断罢了。臣又在宫禁中任职,不同于外官,想要尽力献出愚忠,也会先向陛下表露。俯首恳请陛下明察,深深理解臣的一片赤诚之心。”

白居易与河南人氏元稹相友善,同年应制举之试得中,彼此交谊深厚。元稹从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府士曹属吏,翰林学士李绛、崔群在皇上面前辩说元稹无罪,白居易也屡次上疏极力奏谏道:

“臣目前因元稹降职一事,已多次奏禀皇上。臣内察事情本末,外听众人议论,认为不可将元稹降职,理由有三。理由何在?元稹为官正直,人所共知。自任御史以来,举报不避权势,仅以举报李公佐等人一事而言,这些人多是朝廷大员的亲党。人谁无私心,便因此事而怀恨,有人企图公报私仇,于是将诽谤元稹的话语,奏禀皇上。臣耽心元稹降职以后,所有官员,每欲履行职责时,必以元稹为前车之鉴,再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,再无人肯为陛下嫉恶惩罪。朝内外的权贵亲党,纵然有人犯了大错大罪,必然只会彼此宽容互相遮掩,陛下从此无法得知。此为元稹不可降职的理由之一。

“日前元稹追查房式一事,他虽一心为公,但做得稍微过分。此事既已重罚,足为违犯制度者之惩戒,何况元稹已认罚,可是跟着又加贬谪。虽然以先前这事作为责罚的理由,然而朝外议论纷纷,都认为元稹是与宫中使臣刘士元住宿争厅,因此获罪。至于争厅一事,臣先前已具状禀奏。何况又听说刘士元踢破驿舍之门,抢夺武将鞍马,而且拉弓按箭,恐吓侮辱朝廷命官,自前代以来,没有这样的事。现在宫中官有罪,未闻处置;御史无过,却先贬官。远近之人闻知此事,确实有损陛下名声。臣耽心从今以后,宫中官出使外地,肆意施暴会更加厉害,朝廷命官受了屈辱,必不敢言说,纵然有人遭凌辱殴打,也以元稹为戒,只好忍气吞声。陛下从此无法得知真情。此为元稹不可降职的理由之二。

“臣又查访得知元稹自去年以来,上奏举报严砺在东川时违法,吞没平民资产八十余家;又奏报王绍违法派发驿券,命监军押送棺柩及家属留驻驿站;又奏报裴玢违反诏令征收百姓谷草;又奏报韩皋命军将用封杖打杀县令。这类事,前后很多,属于朝廷法规以内的,都给以惩罚。想来天下方镇守臣,都恼怒元稹严于职守。现将他贬为江陵判司,便是将他送与方镇,此后他们乘便报仇,朝廷怎能知晓?臣俯首听闻德宗时有个崔善贞,奏报李钅奇必反,德宗不信,反将崔善贞送交李钅奇,李钅奇掘坑燃火,烧杀崔善贞。未过几年,李钅奇果然反叛,至今天下人尚为此事而痛心。臣耽心元稹贬官后,方镇有越轨行为,无人敢言,陛下无法得知那些不法之事。此为元稹不可降职的理由之三。

“如果没有上述三桩不可的理由,假如朝廷只是误降了一位御史的官职,不过是一桩小事,臣怎敢烦扰亵渎圣上的耳目,以至于再三唠叨呢。臣的确认为此事损害太深,关系重大,因此思虑,不敢不竭力禀奏。”

奏疏上交后却未报与皇上知道。

又有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献绢,为魏征子孙赎买住宅,白居易谏奏道:“魏征是陛下先朝宰相,太宗曾赐宫殿建筑用材给他修成正宅,与诸官的宅第大不相同。子孙欲典押,需钱不多,自然可由公家为他赎买,而让李师道掠此美名,此事的确不合适。”宪宗深以为然。

皇上又欲加授河东王锷以平章事,白居易谏道:“宰相是陛下辅佐之臣,非贤德良材不能居此位。王锷勒索民财进奉,为换取恩泽,不能让天下人认为陛下得了王锷进奉,便授他宰相之位,这对我圣朝极为不利。”此事便作罢。

王承宗反叛,皇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,谏官中十有七八上奏劝止,白居易面谏皇上,情辞极其恳切。接着又奏请停止河北用兵,奏文共有数百上千言,都是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,皇上大都听取采纳了。惟独谏吐突承璀之事言辞太尖锐,皇上很不高兴,对李绛说:“白居易这小子,是朕提拔他才有这样的声名地位,他却对朕无礼,朕确实难以忍受。”李绛回答说:“白居易之所以不避死亡的惩罚,事无巨细必定要说,正为报答陛下对他的大力提拔,并非说话轻佻。陛下欲开谏诤之路,不宜阻止白居易讲话。”皇上说:“卿所说有道理。”从此白居易的意见多被采纳。

元和五年(810),例当改授官职。皇上对崔群说:“白居易官卑俸薄,限于资历地位,不能超等提拔,愿任何职可听其自便奏来。”白居易奏道:“臣听说姜公辅原任内职,请求做京兆府判司,为的是奉养双亲。臣有老母,家境贫穷奉养很差,请求像姜公辅一样。”于是,授白居易京兆府户曹参军。元和六年(811)四月,其母陈夫人去世,白居易退职还居下圭阝。元和九年(814)七月,盗贼诛杀宰相武元衡,白居易领头上疏论其冤屈,请求迅急捕贼以雪国耻。执政宰相认为白居易是太子属官而非谏官,不应在谏官之先议论政事。正碰上有人一向嫉恨白居易,便挑他的毛病,说他浮华无德行,他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。白居易所做《赏花》及《新井》诗,十分有伤于教化,不宜大庭广众之中传播。执政宰相正厌恶他多言,奏请皇上贬他为江表刺史。诏令发出,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议论此事,说根据白居易所犯过错,不宜让他治理州郡,于是追发诏令授任江州司马。

白居易除儒学外,尤其通晓佛教精义,常能淡忘宠辱忧乐安处逆境,从来不把遭贬谪当回事。在浔阳时,修建隐居之房舍于庐山遗爱寺,曾给人写信说到这事:“我去年秋天始游庐山,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,见云木泉石,景色最美,爱不能舍,于是在此修建草堂。堂前有高松十数株,美竹千余竿,青藤爬满墙头,白石铺桥作路,流水环绕舍下,飞泉洒落檐间,红榴白莲,遍生池中阶前。”白居易与凑、满、朗、晦四位禅师,追踪永、远、宗、雷的足迹,成为超脱凡尘的交好。每每结伴游玩吟咏,登高历险,尽享林间泉下幽深静谧之美,到了心境极其自在舒畅之时,几乎忘记自身形骸的存在。有时几个时辰不归,有时逾月才返,刺史把他当作朝廷显贵对待,从不责备他。

那时元稹在通州,二人互相做诗赠答,不因远隔数千里而中断来往。白居易写信给元稹,论述写作文章的要领道:

“文章的渊源很久远了,天地人三才各有其文章。天之文章以日月星三光为首,地之文章以金木水火土五材为首,人之文章以《六经》为首。就《六经》而言,《诗经》又为其首。为什么呢?因为古代圣人能感动人心所以天下和平。感动人心的东西,没有比情感更有力的,没有比语言更原始的,没有比声音更亲切的,没有比思想更深刻的。诗这东西:感情是它的根本,语言是它的苗叶,声音是它的花朵,思想是它的果实。上自圣贤,下至愚人,渺小如豚鱼,幽隐如鬼神,群类不同而精神相似,形体有异而情感相通,没有听到声音而不起反应,接触感情而不受感动的。圣人明白这个道理,凭借它的语言,以‘六义’贯串其中;根据它的声音,将它组成‘五音’。五音有韵律,六义有类别。韵律协调语言就通顺,语言通顺声音就易于接受;义类分明情感就突出,情感突出就容易引起共鸣。这样就能含蕴宽广深厚,表达细微精密,天地二气通畅祥和,人们忧乐交融心志和悦。二帝三王之所以能沿直道行进、垂衣拱手治理天下,就因为掌握了这个武器,抓住了这个法宝呀。所以听到‘君主圣明,臣子贤良’的歌唱,就知道虞舜之世政治昌盛;听到五子洛..之歌,就知道夏代政务荒废了。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,言者闻者双方都尽了心。

“自周代衰亡秦朝兴起,采诗之官被废除,上面的人不靠诗歌来考察政治的得失,下面的人不用诗歌来疏导人们的情绪。乃至于恭维成绩的风气泛滥,补救失误的德行欠缺。此时‘六义’开始被削弱了。《国风》变为《骚辞》,五言诗始于苏武、李陵。《诗》、《骚》的作者,都是命运不济的人,各依据他们的情志,抒发成为文字作品。所以苏、李的诗句,停留在伤感别离;屈原的诗赋,集中写哀怨忧思。尽是彷徨抑郁之情,无力涉及别的内容。然而离《诗》的年代不远,风貌尚有遗存。因此吟咏离别便用双凫一雁譬喻,褒贬君子小人便以香草恶鸟比方。虽然义类不完备,但《诗》的精神还有十分之二三。此时‘六义’开始缺损了。晋、宋以来,能保留《诗》的精神作品就很少了。谢康乐倚仗深奥渊博,多半沉溺于山水;陶渊明凭恃高雅古朴,偏偏寄情于田园。江淹、鲍照之流,比他们还要狭隘。像梁鸿《五噫》这样的作品,不到百分之一二啊。此时‘六义’逐渐衰微了。这下坡路走到梁、陈之际,一般都不过是吟咏风雪、玩弄花草罢了。唉!风雪花草这些东西,《诗》三百篇中难道舍弃不写吗?没有。但只是如何去写罢了。比如“北风其凉”,借风来讽刺威势虐行;‘雨雪霏霏’,通过雪来哀怜征役之苦;‘棠棣之华’,用见花之感触来颂扬兄弟友情;‘采采苤苡’,借草表达有子之乐。都是情感激发于此而义蕴归结于彼。违反这种规律,难道可以吗?这样看来,那么‘余霞散成绮,澄江净如练’,‘归花先委露,别叶乍辞风’这类诗篇,华丽倒是华丽,但我不知道其涵义何在。所以我说这不过是调笑风雪、玩弄花草罢了。此时‘六义’完全不存在了。

“大唐立国二百年,其间诗人不可胜数。值得一提的佳作,有陈子昂《感遇诗》二十首,鲍防《感兴诗》十五首。又诗中豪杰,世人推崇李、杜。李白的诗作,才华罕见,人品却不怎么样。要从他的诗中找到赋、比、兴一类的作品,不到十分之一。杜甫诗作最多,值得传世的有一千多首。要说贯穿古今,格律谨严,极尽工巧完美,又超过李白。然而汇集他的《新安吏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潼关吏》、《塞芦子》、《留花门》之类的篇章,‘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’之类诗句,也不过三四十首。杜甫尚且如此,何况那些不及杜甫的诗人呢!我常常痛心做诗之正道被毁坏,便神魂颠倒一般发愤努力,有时废寝忘食,不顾自己才力低下,想重振诗道。啊呀!事实与愿望大大相反,又难于一点一点地说清楚,然而也不能不简略地向您陈说。

“我出生六七个月时,乳母抱着我在书屏前逗耍,有时指着‘无’字‘之’字让我认,我虽口不能言,心已默识;后来有人问我这两个字,虽然数千上百次考我,我指认从无差错,看来我前世定下的缘份已在文字之中了。到了五六岁便学做诗,九岁熟知声韵。十五六岁才知有进士,便立志苦读,二十岁以后,白天学赋,夜晚学书法,间或又学诗,连睡觉也没时间了。以至于口舌生疮,手肘生茧,人到壮年肌肤也不丰满,未至老年却已脱了牙齿白了头发,眼花缭乱好像无数飞蝇垂珠在眼睛里乱动,这都是刻苦努力学习造成的。

“自己又悲叹家贫多变故,都二十七岁了,才参加乡试。考取之后,虽专心致力于进士考试,却不停止学习写诗。到任校书郎时,已积累了三四百首。有时出示朋友中像您这样的人,看过的都说写得好,其实我还没有窥见诗人的门径。自到朝廷任职以来,年齿渐长,经历的事渐多,每与人谈话,多询问时事,每读书史,多探求道理,这才懂得文章应为现实而写,诗歌应为现实而作。这时皇帝初即位,宰相都是正直的人,屡降诏书,询问民间疾苦。正当此时,我被提拔入翰林,身为谏官,每月领取书写奏疏的纸张。启奏的言辞,有的可以救济百姓疾苦,弥补政务缺漏,而那些难于明言的,就写成诗歌,想让皇上多少能听到一些,首先可以此拓宽皇上听闻,帮助皇上治理国事;其次可报答皇上提拔的恩德,尽到谏官进言的职责;最后是为了实现自己平生志向。哪料到志向未实现后悔之心已生,忠言未让皇上听到毁谤已加身了。

“请让我对您痛痛快快地说完吧。只要读过我的《贺雨诗》都有闲话,认为写得不妥当。读我的《哭孔甚戈诗》,都板起面孔,很不高兴。读《秦中吟》,权豪势要们相视而变了脸色。读《登乐游园》这首寄赠给您的诗,当权者便扼腕生怒。读《宿紫阁村》诗,掌握军事大权的人便切齿痛恨。情况大抵如此,不能一一列举。同我没交情的人,说我沽名钓誉,攻击朝廷,诽谤他人。如果有同我交好的人,也以牛僧孺为鉴戒呀。乃至弟兄、妻子都认为我有错,那些不认为我有错的,举世不过三两人。其中有邓鲂,见到我的诗就欢喜,但没活多久便死了。有唐衢,读了我的诗便流泪,没多久也死了。此外就是足下,可足下十年来又身处困厄。啊呀!难道‘六义’诗风是上天要破坏,无法坚持了吗?或者不知是否天意不想让人们的疾苦被皇上知道呢?如果不是这样,为什么立志以诗传言的人如此不利已极呢?

“然而我又想自己是关东一普通男子。除读书作文外,其他都茫然无知,乃至书画、棋艺、博戏这些可以结交众人的技艺,一样也不懂,由此可知我的愚笨低能了。当初应进士科考时,朝中绝无沾亲之人,达官贵人里也没有一面之交,一瘸一拐地走上奔走趋附的仕途,赤手空拳进入比赛文章的战场。十年之间,三次考中,名声传入众人之耳,足迹登上清高的官职,出外有贤俊交往,入朝便侍奉圣主。当初靠文章成名,最终因文章获罪,也是理所当然。

“日前听亲友私下说,礼部、吏部选拔人才,多以我应试所做辞赋、判词为标准。其余诗句也往往被人传诵。我自觉惭愧,不相信这话。等到再来长安,又听说一个名叫高霞寓的军使,打算娶一歌妓,那歌妓大肆夸口说:‘我能唱诵白学士《长恨歌》,别人哪能相比?’因此身价倍增。又足下信中写道:到通州时,江边旅馆柱子上有人题了我的诗作。是什么人呢?又先前经过汉南时,正碰着主人聚集许多歌妓娱乐别的宾客。歌妓们见我到来,指着我交头接耳说:‘这人就是《秦中吟》、《长恨歌》的作者啊。’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路,所有乡校、佛寺、旅舍、航船之中,往往题写我的诗作;士大夫或平民、僧侣、孀妇、少女的口中,时常吟咏我的诗歌。做诗本是雕虫小技,不值得称道,然而当今风气所重,正在于此呀。即使是前代贤才如王褒、扬雄,前辈诗人如李白、杜甫,也不能忘情于诗歌创作。

“古人说:‘名誉属天下人共有,个人不可多取。’我是什么样的人,窃取当世名誉已很多。既已窃取当世之名誉,又想窃取当世之富贵,即使自己是造物主,肯不肯将两者同时给予一个人呢?如今处于困穷,是理所当然的。何况诗人命运多艰,如陈子昂、杜甫,都只做过左拾遗,困厄而死。孟浩然连最小的官也未做过,穷愁潦倒一生。今人孟郊六十岁,终身只试任协律郎;张籍五十岁,未离开太祝的职位。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啦!何况我的才干又不如他们。现在虽然贬谪远郡,而仍居五品官位,每月俸禄四五万钱,寒有衣穿,饿有饭吃,自身享用之外,还可供养家人。也可以说不枉做白家子孙了。微之,微之!不要耽心我呀!

“数月来,我检寻书函,集中新旧体诗,按类分别,编成卷目。自任拾遗以来,凡遇事或有感又可用比兴来寄寓褒贬的,按照武德(618—626)到元和(806—820)的次序,因事立题,题为《新乐府》的,共一百五十首,称为讽喻诗。又有时退班独处,有时卧病闲居,知足不烦安心保养,自在地抒发情感的诗有一百首,称为闲适诗。又有被外物牵惹,内心被情理激发,随着感受和遭遇发泄为咏叹的一百首,称为感伤诗。又有五言、七言、长句、绝句,自长至百韵到短至两韵的四百余首,称为杂律诗。总计十五卷,约八百首。日后相见,当全部呈送给您一阅。

“微之!古人说:‘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’我虽不贤,却常常按此话去做。大丈夫坚守的是原则,等待的是时运。时运到来,像腾云之龙,像乘风之鹏,勃发而起,全力冲出;时运不来,如雾中之豹,如遥天之鸿,寂寞无声,无挂无碍地引身而退。或是出来奉职,或是隐退不仕,往哪儿不能悠然自得呢?所以我的志向在于兼济天下,行动在于独善其身,始终奉行不悖便是我的人生原则,将这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我的诗歌。称为讽喻诗,体现了兼济天下的志向;称为闲适诗,表明了独善其身的意愿。其余杂律诗,或是被一时一物所触动,或是为一笑一吟所诱发,随意成篇,不是我生平看重的,只是在亲友聚会或分别时,用以消愁或助兴,如今编排时,未能删去。日后如有人为我重编诗集时,可将这部分删略。

“微之!珍视耳闻,轻视目睹,推崇往古,贬低现时,是人之常情。我不能引征远古旧闻,像近代韦应物的歌行体诗,除才情辞藻之外,内容颇近于讽喻诗,他的五言诗,又清高雅致闲适淡泊,自成一家风格,现今诗人谁能赶上他?然而韦应物生前,人们也不太看重他,必定要到身死之后,人们才推崇他。现在我的诗,人们珍爱的,都不过是杂律诗和《长恨歌》以下的作品。世人看重的,正是我所轻视的。至于讽喻诗,寓意尖锐而语言质朴;闲适诗,意趣恬淡而文辞迂缓。既然质朴加迂缓,当然人们不喜爱。现在能赏识我,和我同辈的,惟有足下啊。然而千百年后,怎知再无像足下这样的人出生并喜爱我的诗呢?所以八九年来,时运稍通便与足下以诗互相告诫,稍受挫折就以诗互相勉励,寂寞独处以诗彼此安慰,相聚时则以诗共同娱乐。了解我或是谴责我,都由于我的诗啊。

“比如今年春游城南时,与足下在马上一同游戏,于是各诵清新艳丽的小律,不混杂其他体裁诗篇,从皇子陂回昭国里,此唱彼和,二十余里不绝吟诵之声。樊、李二人在旁,无法插嘴。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诗仙,不了解我的人为我是诗魔。何以如此?花费心血,消耗力气,从早到晚,自己不知苦累,不是魔怪是什么?与志趣相投的人做伴侣,有时花下宴饮,有时月夜酒酣,一咏一吟,忘了自己是将老之人,即使乘鸾驾鹤遨游蓬莱瀛洲仙境的人,也没有我们快乐,不是神仙又是什么呢?微之,微之!我之所以与足下一起不拘形迹、摆脱交往、蔑视权贵、看轻人世,也因为这呀。正当此时,足下兴致未尽,还打算与我一同收集友人唱和之诗,选取各自最佳之作,如张籍的古乐府,李绅的新歌行,卢拱、杨巨源二秘书郎的律诗,窦巩、元宗简的绝句,广搜精选,按序编排,取名《元白往还诗集》。众君子闻知将选录他们的诗作,莫不欣喜雀跃,视为盛事。哎呀!未商议停当足下便被降职,没几个月我接着也遭贬谪,心中兴致顿消,哪天才能办成这事呢?又叫人为此叹息啊。“我常对足下说,但凡人做诗文,总是认为自己的好,舍不得删削,有时就因繁复冗长而失当。文字间的优劣,自己更是看不清楚,必定要等待朋友中能公正评价而不姑息迁就的人,讨论并删改,然后繁简优劣,便有正确判定。何况我与足下,尤其害怕冗杂。自己尚且犯此毛病,何况他人呢?现在暂且各自编纂诗作,大致编成卷次,待与足下相见时,各人拿出所编书卷,最后了结宿愿。又不知相遇是何年,相见是何地,万一身死,那怎么办呢?微之,您理解我的心情呀!

“浔阳腊月,江风苦寒,岁暮少欢,夜长难眠。引笔铺纸,悄然独坐灯前。想到哪儿写到哪儿,言语杂乱无章。请不要因此信繁杂而生倦意,姑且用以代替与足下一夕之谈吧。”

白居易自叙如此,文士认为真实无欺。

元和十三年(818)冬,白居易遇赦调任忠州刺史,自浔阳乘船逆江上三峡。十四年(819)三月,元稹和白居易在峡口相会,在夷陵停留三天。当时幼弟白行简随行,三人在峡州以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,置酒赋诗,恋恋不忍告别。忠州正当三峡途中纵深险要处,多奇花异树,白居易在忠州任上,写了《木莲荔枝图》,寄赠朝中诸友,分别描述木莲荔枝的情状道:“荔枝生长巴州、峡州之间,树冠圆形像车帷和车盖。其叶如桂,冬仍青绿;花如橘,春天吐芳;果实如丹,夏季成熟。果实累累下垂像葡萄,果核像枇杷,外壳似红缯,内膜似紫绡,瓤肉洁白如雪,浆液甜酸如美酒乳汁。其状大略如此,实际比上述描绘还要好。荔枝摘下,一日后颜色变,两日后香气变,三日后味道变,四五日后,色香味全都没了。”“木莲大的高四五丈,当地人称为黄心树,经冬不凋谢。树身如白杨,有白色纹路。树叶似桂,肥厚宽大而无脊脉。花如莲,香色之浓郁均相同,只是花蕊形状有异。四月初始开,从开到谢,仅二十天。元和十四年(819),命道士毋丘元志将木莲描画下来。我为它生长在这偏远之地而惋惜,便为它写了三道绝句。”诗中有“天教抛掷在深山”等句,均传至京师,好事者纷纷仿作。

那年冬天,白居易被召回京师,授司门员外郎。次年,调任主客郎中、知制诰,加授朝散大夫,这才服绯衣。这时元稹也被召回做了尚书郎、知制诰,与白居易同在内阁。长庆元年(821)三月,白居易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一道,对礼部侍郎钱徽录取的进士郑朗等十四人进行复试。十月,白居易调任中书舍人。十一月,穆宗亲试应举考生,白居易又与贾饣束、陈佑同为考策官。朝廷内只要是关涉文字的职务,白居易无不首当其选,然而多遭排斥,不能施展他的才干。

当时天子荒淫纵欲不遵礼法,执政官不胜其任,治政失策,河朔再次发生动乱。白居易屡次上疏论说此事,天子不能采纳,于是他请求离京任职。次年七月,授杭州刺史。不久元稹罢相,又由同州刺史调任浙东观察使。二人一向交谊深厚,杭州与越州地域相邻,篇咏往来,十日之内必有一次唱和。曾在两州交界处聚会,数日才分手。在杭任期已满,白居易被授太子左庶子,分派到东都洛阳任职。宝历年间(825—827),又出京任苏州刺史。文宗即位,召他回朝官拜秘书监,赐佩金鱼袋服紫衣。九月上诞节,皇上召白居易与僧惟澄、道士赵常盈在麟德殿御前讲学。白居易说理深奥谈锋锐不可挡,言辞清晰畅快如泉涌,皇上简直要怀疑他事先拟了讲稿,深为叹服。大和二年(828)正月,调任刑部侍郎,封晋阳县男,食邑三百户。三年(829)告病东归,求任分司官,不久授太子宾客。

白居易当初应试成绩优异,提拔入翰林,承蒙英明君主格外恩顾,很想竭力报效,如果身居要职,必定救助百姓。谁料夙愿未偿,却一直被当权者所排挤,以致流离转徙江湖。有四五年,几乎要死在蛮荒烟瘴之地。从此做官的兴致低落,不介意职位的升降,一心追求逍遥自在,以诗歌抒发情怀为乐事。大和以后,李宗闵、李德裕两大朋党之争发生,相互指责,彼此排挤陷害,常常早上升了官晚上便被罢黜,天子也无可奈何。杨颖士、杨虞卿同李宗闵相好,白居易的妻子是杨颖士的姑母。他心中愈益不安,害怕被当作李宗闵一党而遭罢黜,于是请求置身闲散之地,希望远避祸害。凡任官职,未能任满期限,大多因生病而免职,他坚决要求做分司官,有见识的人都称赞他。大和五年(831),任河南尹。七年(833),再度授太子宾客分司。

先前,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满,回洛阳,在履道里得到前散骑常侍杨凭的宅第。宅中竹木池馆,有山林泉石景致之美。家中歌妓樊素、蛮子二人,能歌善舞。白居易以刺史身份罢归后,每每在池上舟中独酌并吟诗作赋,于是做《池上篇》:

“东都风土水木之胜景在东南边,东南之胜景在履道里,里之胜景在西北隅,其西门北墙第一座府第,就是白氏老人乐天退休养老之地。范围纵横十七亩,屋室占三分之一,水面占五分之一,竹林占九分之一,而岛树桥路分布其间。开初乐天既成了主人,欣喜地说:‘虽有池塘楼台,无粟不能久居。’于是修建池东粮仓。又说:‘虽有子弟,无书不能训导。’于是修建池北书库。又说:‘虽有宾朋,无琴酒不能相娱乐。’于是修建池西琴亭,在亭上加修石头酒樽。

“乐天杭州刺史任满时,携天竺石一块、华亭鹤二只回来。最初造了西平桥,开辟环池路。苏州刺史任满时,携太子湖石五块、白莲、折腰菱、青板舫回来,又修建中高桥,沟通三岛之间路径。刑部侍郎任满时,有粟千斛,书一车,并带了善于弹奏歌唱的奴婢十人回来。这之前得颍川陈孝仙教酿酒法,酒味甚佳;博陵崔晦叔赐琴,琴音清雅;蜀地客人姜发授《秋思》曲,曲声动人;弘农杨贞一赠青石三块,方长平滑,可供坐卧。

“大和三年(829)夏,乐天才获准做太子宾客,分司东都洛阳,栖身池上以休息。三次任职所得,四人所赠,以及不才我自身,现在都成了池中之物。每当春风秋月满池,水香莲开之日或露清鹤唳之夕,拂净杨石,举饮陈酒,张开崔琴,弹奏《秋思》,自觉超然安适,忘却身外一切。酒兴正浓,琴曲奏罢,又命乐童登上池中岛亭,合奏《云裳散序》之曲,声随风飘,或凝或散,修扬之声在竹烟波月之际久久萦绕。乐曲未毕,而乐天在石上已陶然如醉。睡起偶咏,非诗非赋,阿龟握笔,于是题写在石上。看它不过是篇粗疏的韵文,取名《池上篇》,全文如下:

‘十亩之宅,五亩之园,有水一池,有竹千竿。勿谓土狭,勿谓地偏,足以容膝,足以息肩。有堂有亭,有桥有船,有书有酒,有歌有弦。有叟在中,白发飒然,识分知足,外无求焉。如鸟择木,姑务巢安;如蛙作坎,不知海宽。灵鹊怪石,紫菱白莲,皆吾所好,尽在我前。时引一杯,或吟一篇。妻孥熙熙,鸡犬闲闲。游哉游哉,吾将老乎其间。’

”又仿效陶潜《五柳先生传》,做《醉吟先生传》以自喻。所谓白文气势开阔奔放,就是指这类作品。

大和末年,李训遭祸,衣冠弃地,士大夫们为之伤感,白居易更无仕宦之心。开成元年(836),授同州刺史,他告病推辞不受。接着授太子少傅,加封冯翊县开国侯。四年(839)冬,患风痹之病,卧床数月不起,于是遣放诸妓女樊素、蛮子等人,并自做墓志,病中仍不停止做诗。自言道:“我年已六十有八,患了风痹之疾,体病头晕,左足不能站立。这是老病交加,临到我的身上了。我寄心于佛教,行为依老、庄,就疾病而观察自身,果然有所得。所得何在?将形骸置之度外而内心忘却忧患,先经禅心观照然后按病求医。一月之后,病症便有减轻,闲门高枕,淡然安闲。诗兴发作,不能遏止,于是做《病中吟》十五篇以自喻。”

会昌年间(841—846),白居易请求免除太子少傅职务,以刑部尚书身份辞官归家。与香山僧如满结成香火社,每每乘竹轿来去,著白衣,扶鸠杖,自称香山居士。大中元年(847),白居易去世,时年七十六岁,追赠尚书右仆射。有诗文集七十五卷,《经史事类》三十卷,并行于世。长庆末年,浙东观察使元稹为白居易诗文集做序道:

“乐天孩提时,考他‘之’‘无’二字能不误指。刚会说话,便勤奋读书反应敏捷,与别的小儿不一般。五六岁识声韵,十五岁立志习辞赋,二十七岁考中进士。贞元末年,进士崇尚驰竞,不崇尚文章,其中六经尤遭冷落。礼部侍郎高郢开始用经学为取舍标准,乐天以优异成绩一举得中。次年,考中拔萃甲科,从此《性习相近远》、《玄珠》、《斩白蛇》等赋及百节判辞,均被新科进士在京师竞相传诵。正值宪宗皇帝当廷策试召天下人才,白居易应对得到皇帝赏识,又登甲科。不久被选拔入翰林,掌管制诰。屡屡上疏陈说治政得失,同时做《贺雨诗》、《秦中吟》等数十首,意在论天下事,当时人们将他的诗作比作《风》、《骚》。

“我最初与乐天同在秘书省任职,先后多以诗章互相赠答。我被贬到江陵为属吏,乐天尚在翰林,前后寄赠我百韵、律体及杂体诗共数十首。此后各在江州、通州为属吏,仍然互相唱和寄答。巴、蜀、江、楚及长安城中年轻人,纷纷仿效,争做新辞,自称为元和诗,但乐天《秦中吟》、《贺雨》等讽喻闲适之诗,当时人极少有能理解的。然而二十年间,宫禁官署、道观寺庙、驿站旅舍的墙壁上,无处不题写着他的诗;从王侯公卿的妾妇到童仆奴婢,人人口中都吟诵着他的诗。至于将他的诗缮写刻印,到街市上叫卖,或用以易酒换茶的,处处皆是。甚至盗窃乐天名姓,随意出售己之所作,真假杂糅,无可奈何。我曾在平水市中,见村校学童们比赛诵习歌诗,唤他们前来询问,都回答说:‘先生教我们白乐天、元微之诗。’当然他们不知道我就是元微之。又在鸡林见一买卖人急欲出售乐天诗作,自称:‘本国宰相,每每用一金换一篇,是真是假,宰相自能辨别。’从有诗文创作以来,还没有这样广为流传的。

“长庆四年(824),乐天从杭州刺史任上被召回授右庶子,我当时任职越州,于是搜集他的全部诗作,亲手编排成五十卷,总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。前辈诗人多半取名前集、中集,我认为皇帝陛下明年理当改元,长庆年号便要结束,故取名《白氏长庆集》。

“大抵文人之作,各有所长,乐天之作可以说长处更多。那讽喻之诗以激昂见长,闲适之诗以超脱见长,感伤之诗以深切见长,五字律诗百言以上以内容充实见长,五字七字百言以下以感情真挚见长,赋赞箴诫之类以准确恰当见长,碑记叙事制诰以真实无误见长,启奏表状以率直无私见长,书檄辞册剖判以淋漓尽致见长。总而言之,长处不是很多吗?”

人们认为元稹这篇序文写得很不错。

白居易曾抄写了他的诗文集,送交江州东西二林寺、洛阳香山圣善寺等处,希图像佛书杂传一样广为流传。白居易无子,以其侄孙承嗣。临终遗嘱不要归葬下圭阝,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旁边,家人遵嘱将他安葬在那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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