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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辙

苏辙(公元1039年3月18日—1112年10月25日),字子由,一字同叔,晚号颍滨遗老,汉族,眉州眉山人(今属四川),北宋文学家、诗人、宰相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苏辙与父亲苏洵、兄长苏轼齐名,合称“三苏”。M.233Mr.cOm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,以散文著称,擅长政论和史论。其诗力图追步苏轼,风格淳朴无华,文采少逊。苏辙亦善书,其书法潇洒自如,工整有序。著有《诗传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栾城集》等行于世。



苏辙个人资料

本名:苏辙别名:字子由,一字同叔;号颍滨遗老,苏文定、苏颍滨、苏黄门、小苏所处时代:北宋时期
性别:男民族:汉族国籍:北宋
出生日期:公元1039年3月18日逝世时间:公元1112年10月25日出生地: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)
职业:北宋文学家、诗人、宰相成就: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、“三苏”之一代表作品:《栾城集》《六国论》《龙川略志》《论语拾遗》《古史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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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辙简介

苏辙(公元1039年3月18日—1112年10月25日),字子由,一字同叔,晚号颍滨遗老,汉族,眉州眉山人(今属四川),北宋文学家、诗人、宰相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嘉祐二年(1057年),苏辙登进士第,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、充商州军事推官。宋神宗时,任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,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出为河南留守推官。此后随张方平、文彦博等人历职地方。

宋哲宗即位后,召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。元祐元年(1086年),任右司谏,历官御史中丞、尚书右丞、门下侍郎。

绍圣元年(1094年),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,苏辙因上书劝阻而忤逆哲宗,落职知汝州。此后连贬数处。崇宁年间,蔡京当国,再降朝请大夫,遂以太中大夫致仕,筑室于许州,号颍滨遗老。

政和二年(1112年),苏辙去世,年七十四,追复端明殿学士、宣奉大夫。宋高宗时累赠太师、魏国公,宋孝宗时追谥“文定”。

苏辙与父亲苏洵、兄长苏轼齐名,合称“三苏”。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,以散文著称,擅长政论和史论。其诗力图追步苏轼,风格淳朴无华,文采少逊。苏辙亦善书,其书法潇洒自如,工整有序。著有《诗传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栾城集》等行于世。

苏辙生平简介

苏辙,字子由,十九岁时,和哥哥苏轼一同考中进士科,又一同殿试制科策问。仁宗年纪大,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,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,而对宫禁朝廷的事,论得尤为激切。他在试卷中说:

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,平常静心思考,也曾有所忧虑于此事,还是无所忧虑于此事呢?我读了策问,陛下已有忧虑恐惧的话了。但我愚笨不敏捷,自以为陛下有这话而已,实际行动则还没有。从前宝元、庆历年间,西夏作乱,陛下白天不能安坐,夜间睡不稳,天下人都说陛下忧惧小心,像周文王。但从对夏停战,陛下放弃了忧惧之心,已二十年了。古代的圣人,没有事就深怀忧虑,有事却不怕。那种在无事时的深怀忧虑,就是为了有事能不怕。现在陛下没有事就不忧虑,有事就大恐慌,我以为忧乐的出发点不对了。我是个疏远的小臣,道听途说,不知是不是真的?

近年以来,宫中贵姬到了千数,歌舞饮酒,倡优取笑没有节制,陛下在朝不问治国谋略,在便殿也不去征求大臣意见。三代的衰乱,汉、唐的后期,女宠的害处,陛下也知道了。长久不停止,各种危害将由此引起。在内受蛊惑的迷惑,以伤害和气损坏身体;对外因私下请求搞乱法纪,以致败政害事。陛下不要认为在内好色,不会有害政事。现在国内穷困,百姓愁苦,而宫中喜欢赏赐不加限制,所想的就给,不问国库有没有。管财政的官员不敢抗争,大臣不敢劝谏,拿着契券手敕,急求如同打仗救火。国家对内有养活士人、养活军队的费用,对外有给契丹、西夏的岁币,陛下又自己作一个陷阱来消耗其剩余财力,我怕陛下因此得到人们毁谤,而民心不归向陛下。

策问试卷送上后,苏辙自己认为一定被黜落。考官司马光置于第三等,范镇感到为难。蔡襄说:“我是三司使。管财政的官员不抗争这话,我感到惭愧而不敢有怨。”只有考官胡宿认为对皇上不恭,要求黜落他。仁宗说:“用直言来得人,而因直言抛弃他,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?”宰相不得已,把他列入下等,任商州军事推官。当时父亲苏洵奉命修《礼书》,哥哥苏轼签书凤翔判官。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。过了三年,苏轼还京,苏辙为大名推官。过一年,遭父丧。服丧后,神宗已即位二年,苏辙上书论政事,被召见于延和殿。

当时王安石以宰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,叫苏辙入三司条例司。吕惠卿依附王安石,苏辙和他议论大多相抵触。王安石拿出《青苗书》叫苏辙仔细议论,说:“有不便之处,就告诉我不必疑虑。”苏辙说:“把钱借给百姓,使出利息二分,本意是在救济百姓,不是求利。但出入之间,吏员趁机营私作奸,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,钱到百姓手里,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;到交还时,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。这样,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,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。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,从没有借钱给百姓。有责怪他的人,刘晏说:‘让百姓侥幸得钱,不是国家之福;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,对百姓不利。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,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,从来能及时知道。有谷贱处就收购,有谷贵处就发售,所以四方没有太贵、太贱的弊病,岂用发贷款?’刘晏所说的,就是常平仓法。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,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,就整顿实行,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。”王安石说:“你的话有理,我当慢慢思考。”从此一个月不讲青苗法。

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,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,春天发放秋天收还,和王安石意见相合,于是青苗法实行。王安石派八位官员到四方去,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。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,都不敢说。苏辙去见陈升之说:“从前嘉祐末年,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,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,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,被天下人耻笑。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?”他又写信给王安石,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。王安石发怒,将加罪,陈升之劝阻,任为河南推官。张方平为陈州知州,征召他为教授。三年后,授齐州掌书记。又过三年,改任著作佐郎。又随从张方平签书南京判官。住了二年,因哥哥苏轼作诗得罪朝廷,贬为监筠州盐酒税,五年不得升调。后移为绩溪知县。

哲宗即位,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。元祐元年,任右司谏。宣仁后垂帘听政,起用司马光、吕公著,想革除弊政,而旧任宰相蔡确、韩缜、枢密使章惇都在位,窥测朝政的得失,苏辙都把他们论奏去职。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,提倡虐政危害天下。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,就排挤陷害王安石,比仇敌还狠,世人尤其恨他。到这时,自知不免受责,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。苏辙上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,以散官安置建州。

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,想恢复差役法,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。苏辙说:“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,官吏百姓都未习惯。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,盘根错节十分复杂,实行得慢些,方能审慎详尽。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,轻易地立即推行,恐怕实行之后,又产生各种弊端。现在州县的免役钱,照例有累积剩余,大约够用几年,暂且依旧雇役,到今年为止。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,趁今冬成为法令,来年再行差役法。要使既实行之后,不再有人议论,那就进退都有利了。”

司马光又因王安石私自设《诗经》、《尚书新义》来考试天下士人,想改变科举,另立新的条例。苏辙说:“进士来年秋天考试,没有多少日子了,而议论不及时决定。诗赋虽然是小技,但要讲究声律,用的功夫不浅。至于治经书,诵读和讲解,尤其不是轻易的事。总之,来年都还不能实行。请求来年的考试,一切还照旧,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,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,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。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,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,一心一意做学问,以待选拔考试,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,也不算晚。”司马光都不听。

起初,神宗因夏国内乱,用兵进攻,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,在延安增设安疆、米脂等五寨。元祐二年,夏国派使者贺哲宗登位,使者回去,尚未出境,又派使者入境。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、五寨土地的意思,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。苏辙说:“最近西夏使者虽然来到,边界的事,并没有说起。猜他们狡猾的心思,大约知道朝廷厌倦战争,坚持不提出请求,想使这个建议让朝廷提出,以提高自己的地位。朝廷深知这个意思,忍着不给,要他们迫于势穷力竭,才来请求,但一失这机会,一定会后悔。他们如果调集兵马,驻在边境上,答应他们就是怕兵势而给与他们,不再是恩典;不给就开启边界冲突,祸害无穷。时间紧迫,正在这时,不可失计。何况今天的事,主上年轻,母后垂帘听政,将帅士兵们,尚未接受恩惠,战争之日,叫谁去出力效命?如果军书纷至沓来,胜败纷纭,临时作出决断,由谁来负责?请皇上把此事反复考虑,早日决断,不要让西夏人又闹事猖狂。”于是朝廷允许还西夏五寨,夏人顺服。迁苏辙为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。

朝廷议论使黄河回到故道,苏辙对吕公著说:“黄河决口向北流,从先帝时就不能使其回故道。现在不根据以前的状况而对尚未出现的情况早事修筑,却要其回故道,这很困难,而责任也重,这是自认为智力和勇气胜过先帝。”吕公著觉悟,但不能照办。升为户部侍郎。苏辙因在朝廷奏事对答,进言说:

财赋的来源,出于四方,而积聚在首都。所以善于治国的人,把财物藏在百姓那里,其次是藏在州县中。州县财政有富裕,转运司也就常能充足;转运司既充足,户部就不困乏。唐朝制度,天下赋税,一份上供朝廷,一份送节度使那里,再一份留在州中。比较起今天来,上供的数目可以说少了。但每次有紧急的事,皇帝命令一发出,船运车载相连接,大事就办成了。祖宗以来,法制虽不一样,而各路积蓄的数目,还极丰厚。所以能及时收取散发,开支可以自主,财权在手,要做的事必然成功。从熙宁以来,讲求财利的官员,不明白本末道理,想使国家富裕,而先使转运司困乏。转运司已经困乏,上供就不能连续不断;而户部也困窘了。户部和度支使既已困乏,那么内府另外的积蓄,虽然像山一样堆积,而烂坏成朽土,对国计没有好处。

不久他又说:

我用祖宗旧制来考察,今天本部所行的事,体例不同,利弊相去很远,应根据事实加以措置,以堵塞弊害的根源。谨举三弊害奏闻:

第一是分河渠事务为都水监,第二是分造甲胄事务为军器监,第三是分修缮建造事务为将作监。三监都属工部,因此本部所专管的事,剩下不多,出纳增减之权,由其他官署决定。近来,司马光执政,知道这种情况有害,曾让本部收揽各司的权利。当时所收还的,未抓住要害,至今三个事务仍被其他官署所擅权,深为可惜。

大抵国家的有财,好比人的有饮食。饮食的道理,应当让嘴管出入,而由肚子决定多少。然后分布气血,以滋养各个部分,耳朵眼睛靠这而能看见听清,手脚靠这有力气。如果不专让嘴和肚子去管,而叫手脚、耳朵眼睛都来分管饮食,虽然想要吃饱也办不到了,何况平安长寿呢!现在户部之在朝廷,就像嘴和肚子,而让其他官府分管这事,和这比喻有何不同?几十年以来,群臣常因一件事未办成,就分到其他官署。财权一分散,用财就没有节制。其他官署以事情办成作为功效,就不顾财力的有无;户部以供给财力为功效,就不去问花钱的事该不该办。彼此各管一职,其势不能互相通气,即使户部有有才智的官员,终究也无益于事,有无能力都一样有害,府库终于空虚。现在不及时补救,后患一定更严重。

从前嘉祐年间,京城连年大水,大臣们才将河渠事设都水监去管理。置都水监以来,比起过去,有何补益?而大不利的,河北有外监丞,侵夺转运使的职权。转运使在管河渠事务时,州中各护岸工事,护岸的吏员士兵、储备物资,没事就分散,有事就合作。水流冲向哪里,各护岸的人都赶去,吏员士兵得以合力,储备物资可以一起使用。所以有事之日,没有暴敛伤财的祸害,事情完成之后,慢慢地补救其缺失,两方都没有妨害。自从有监丞,依法责求成效,有紧急情况时,各护岸并不互相帮助,而转运司受害无穷。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,这是其一。

先帝把官制改革一新,并列设六曹,随各曹分管事务,所以三司照旧例多属工曹,名义虽属正当而实际并不利。从前胄案所管的事,现在在朝廷内成为军器监而上属工部,在朝廷以外为都作院而上属提刑司,要造兵器之类,户部不得参与意见。访知河北道近年制造羊皮袋,动以千计。皮袋的用处,是当军队困于水流,又无船只渡过,然后需用。而这些物品,稍经年月,一定蠹坏。朝廷没有出兵的计划,而有关官员却在办理添置,不管利弊,使公家和私人设法满足,损害财物。如果专归转运司管,一定不会这样。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,这是其二。

从前修造案掌管百工的事务,事情有可缓的和急促的分别,物有利有弊,户部都能决定。现在工部以办成事为目的,缓急利弊,谁去议论?朝廷近来因箔场的竹箔,堆积久了会烂坏,提出叫出卖,上下都以为妥当。诏书下发不久,又以为各处建造,每年要用,就命令搬运堆积,废除出卖的办法。我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多少工程,一年要用多少竹箔?从这里取来积压在那里,没有使用的时候,有没有损耗,而作出这决定。本部虽知这样做不利,而因为是工部的事,不敢再说。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,这是其三。

诸如此类的事很多,臣不能全部举出。所以请用诏书明确告诉有关部门,撤销外地水监丞,把所有河北治水的事及各路都作院都归转运司,至于都水、军器、将作三监,都应兼归户部管辖,使其决定事情的可否,要花费多少财力,而工部管质量好坏,完成的快慢。可否实行、费用多少由户部管,那么对伤财害民之事,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了。如果质量好坏、完成快慢由工部管,那么出废品和太慢供不上,工部就无法推托责任了。制度出于一律,而后天下的贫富,可以责成户部了。

哲宗接受他的意见,惟有都水监仍旧不变。

朝廷认为吏部元丰时所定吏员名额,比过去吏员名额多几倍,命令苏辙依事务轻重裁减。吏员中有个白中孚说:“吏员名额不难确定。从前的九品内选录,即现在侍郎对下级官吏的选录,事情的繁忙,无过于此了。从前选用吏员仅十几个人,而现在下级官吏的选用至几十人,事情并不比过去多而用吏员多几倍,为什么?从前没有严格的法律、重禄,吏员受贿赂,就不愿人多去分所得的贿赂。现在实行重法,给予重俸,贿赂比过去少,所以不怕人多而贪图事少。这是吏额多少的大致情况。过去规定,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按难易分为七等,繁重的事定为一分,轻的到一厘以下,积若干分就定一个人的名额。现在如果取各司两个月的事务定分数,那吏员名额的多少限制,就无从隐瞒了。”苏辙说:“这是关系到许多吏员切身利益的。如果以分数定人数,一定会大量减少名额,将要引起大量纠纷,虽朝廷也无法处理。”于是对宰相全部讲出自己的看法,要求根据实际定数额,等吏员中的年满转出,或因事死亡的就不再补员,减到限额为止。不过十年,多余的名额也就减完。收效虽然慢些,而现任的吏员知道与自己无关,不再抱怨。吕大防命令各诸司吏任永寿和中书省吏员几个人管这事,便违背苏辙的建议而定额,每天裁减吏员,又因自己的爱憎改变各部门次第。任永寿又因贪赃刺字流放,吕大防就大致依苏辙的建议实行。苏辙代苏轼任翰林学士,不久代理吏部尚书。出使契丹,接待他的是侍读学士王师儒,能背诵苏洵、苏轼的文章和苏辙的《茯苓赋》,遗憾见不到全集。出使回来,任御史中丞。

从元祐初年开始,国家政治焕然一新,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。人心已经安定,只是元丰旧党,分布在朝廷内外,常常兴起一些邪说来动摇皇上,吕大防、刘挚很担心这件事情,想逐渐推举任用他们,来平息他们先前的仇恨,称之为“调停”。宣仁皇后犹豫不决,苏辙当面指责这作法不对,又上奏疏说:

最近我曾当面议论过,君子和小人不能够一起相处,圣上的意思好像不认为我说的话不对。但因皇上的龙威就在我眼前,我心情紧张言辞急促,言犹未尽,我做臣子的如果不把该说的说完,那么谁来补救陛下的过失呢?亲近君子,疏远小人,那么国君就尊贵,国家就安定;疏远君子,亲近小人,那么国君就会担忧,国家就危险。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我没有听说过,由于小人在朝廷之外,担忧他们不高兴就把他们引荐到朝廷之内做官,而给自己留下祸患的。所以我认为,对小人虽然不能把他作为心腹委以重任,但让他们做地方上的州长、太守之类的小官吏,为一些俗务奔走效劳,只要他们做事不偏颇也就可以了。如果把他们引入朝廷做官,这就好像害怕强盗得到自己的财物,而把他们引入自己的寝室,知道虎豹要吃肉,就打开野外的牧场,没有这样的道理。况且,君子、小人在形势上如同冰和炭,相处必然相争。一争之后,小人必胜,君子必败。为什么呢?小人贪图利益,能忍受耻辱,攻击他,但却很难让他离开职位;君子洁身自好,看重道义,受挫折他就引退了。古语说:“一种香草和一种有臭味的草放在一起,结果十年之后仍有臭味。”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

先帝聪明、睿智、通达事理,痛恨颓靡的风气,想要为四方修明纲纪,使之和三代一样兴盛。如果我们做臣子的不能顺从先帝的法规,却擅自制定出各种法规,那么就会对上违背了天意,在下失去民心。二位圣主如果顺应民愿,采用先帝之法又适当改变,那么上下都会感到喜悦安慰。这样一来,过去掌权的官员,现在朝廷即使不加排斥、驱逐,那形势也不能再留在朝中。倘若能仰仗二位圣主的仁慈,能容忍他们在朝廷之外做官,也已经是厚待他们了。而提议的人被元丰旧党的话所迷惑,竟然想招引、接纳他们,和他们一起共事,把这种做法叫做“调停”。这类坏人如果重返朝廷,难道肯徒然地停止而不报仇吗?他们一定会戕害正直的人,逐渐恢复以前的做法,以泄私忿为快。做人臣的遭受祸患,也许不值一提,而我所痛惜的是祖宗的基业和我们的社稷啊!希望陛下坚定自己圣明的意志,不要被流言迷惑,不要让小人进入朝廷,又受害而后悔,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。

奏疏送入宫中,宣仁皇后让宰相在帘前读给她听,然后说道:“苏辙担心我们君臣正邪兼容,他说的话很符合道理。”众大臣都顺从并符合太后的话,“调停”的主张终于停止。

苏辙又上奏说:

我看到当前天下虽没有大治,而祖宗时的法纪还在,州郡百姓大致安定。如果大臣们端正自己处心公平,没有生事和邀功的意思,根据弊端修补法令,实行安定百姓使国家太平的办法,那人心自然安定,虽有不同的党派,谁能不归心?过去那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反覆无常的人,也不足为虑了。但怕朝廷做事,常常不大明白仔细。不久前,黄河向北流,正是符合水的本性,而水官主观办事,要引导水向东流,使水从低处向高处流,违反五行的常理。到陛下派官员考察时,知道不能做,还有人固执不听。至今多年,使黄河回故道的事虽作罢,减水的事还在,就使河北的百姓,财和力都很困乏。现在西夏、青唐,外表称臣归顺,朝廷安抚赏赐极多,就怕失去他们。而熙河的将领官吏创议建筑二堡,侵占他们肥沃的土地,在讨论接纳醇忠时,因夺去他的节钺,功劳尚未可见,而争端已出现。朝廷虽知道不对,始终不明白地处理,如果因此造成边界争端,关陕难道还可安居乐业?这二件事,就是我所说的应端正自己平心办事,不要滋生事端求取功劳。

从前嘉祐以前,乡里派衙前役,百姓常有破产的灾难。熙宁以后,出卖了坊场而雇人服衙前役,百姓不再知道有衙前役之苦。到元祐初年,一切都想恢复旧制,一律恢复差役法。官府收坊场钱,百姓出衙前役之费,四方百姓惊骇,众人议论纷纷。后来知道不可行,不久又恢复雇役。去年秋天,又恢复差役法。又熙宁时雇役的办法,三等人户,都出役钱,上户因家产富裕,出的钱无限制,下户从前不服役,也叫出钱。所以这两种人户,不免叹息怨恨。至于中等户,从前已经服差役,现在又出钱不多,免疫法的实行,对他们最方便。废除免疫法,上下二等户,高兴是可想而知的,惟有中等户反而受害。且像几县内中等的人家,照例出役钱三贯,经过十年,出钱三十贯而已。现在差役法既已实行,在各县做杂事的手力役是最轻的,农民在官府服役,一天花费百钱,花的钱最少。但一年之中所花的钱,已经是三十六贯,二年服役期满,费用七十多贯。服役回家,大乡可以轮休三年,小乡还不到一年。以此比较,差役五年所费,比雇役十年所费多出一倍。出赋役的人,多数在中等户里。这样的规定,不利处不是一件,所以天下人都想雇役而厌恶差役,现在五年了。这样两件事,即我所说的应根据弊害修改法令,作为安定百姓使国家太平之法。

我因见闻很少,不能知道当前的全部利弊。但上述四件事不去掉,像我这样还知道不对,何况怀有不同意见,心中想反覆,希望国家有失误,可以作为藉口的人呢?我恐怕这四件事,他们已经在心里暗暗记住,造了不少谣言,等候时机行动,来动摇众人的视听了。请求告知宰相,事情有失当的,更改不要疑虑,法令有不完备的,修改不怕疲倦。如果既已得到民心,那不同的议论自然消失。陛下垂拱而治安享太平,大臣们逍遥地安于富贵,海内百姓受福,上下同心,岂不很好。

大臣怕揭露自己过失,终究不肯改正。

六年,为尚书右丞,升门下侍郎。当初,西夏来贺皇帝即位,跟着求和,并且商议边界。朝廷允许和约,认为地界已定,付给他们每年的赏赐。商议很久,未作决定。第二年,西夏人用兵袭击泾原。杀死抢劫弓箭手几千人,朝廷忍耐此事不问,派使者去赐给策命。西夏人在接受礼仪时很傲慢,以地界作为理由,不再派人来答谢,再次侵犯泾原。元祐四年时,西夏来贺坤成节,并且商议地界。朝廷先以每年赏赐给他们,地界又未决定。西夏人于是对边界多方侵犯和提出要求,熙河将佐范育、种谊等人,就违背和约侵占夏境筑了质孤、胜如二堡,西夏立即拔除毁掉。范育等又要用兵接纳赵醇忠,及擅自招降他的部族人一千多,朝廷拒绝不接受,西部边界纷扰。苏辙要求罢免范育、种谊,另派老将守卫熙河。宣仁后认为正确,大臣竟同意范育、种谊,不予听从。

苏辙又当面上奏:“君主和臣子,地位不同。臣子虽明知是非,而不能去做,要罢休只能罢休;君主对于事情,不知道就罢,知道了而不能实行,那事权就丧失了。WwW.233mR.cOm我今天说这话,是要陛下把威力和权柄收揽在自己手中,来端正君臣的名分而已。至于专听一些人的话,不逐步制止,到严重时,必然给他加以罪名,不免罢免。事情发展到如此,难道是朝廷的好事,所以我是想保全大臣,不是想害他们。”

元祐六年,熙河上奏说:“西夏十万骑兵压向通远军边界,挖掘所争的崖巉(chán)地方,杀人三天而退去。请求趁他们退走之时,赶快把近内地的堡寨移向边界,乘有利就前进,不必再守信用。”这建议交给大臣们议论。苏辙说:“应该先决定是用兵呢,还是不用?”吕大防说:“如果应该用兵,也不能不用。”苏辙说:“凡要用兵,先要论理由的正当与否。我们如果不正当,决不能用兵。朝廷近来和西夏人商议土地分界,想用庆历的旧例,用彼此之间取正中为准,这在道理上最简单公正。西夏人不同意,朝廷就不坚持。朝廷遇到事情,常失于先易后难,这就是所谓的起先图省事。后来又答应不属于赏给夏人的城堡,依绥州之例,以二十里为界,十里作为堡铺,十里是草地。约议刚定,朝廷又要求在两寨的界上侵占夏国土地,划一条直线,夏人答应了。又要求夏人在界线上再留草地十里,夏人也答应了。凡这些都是后来难。现在又想在定西城和陇诺堡之间划一条直线,所侵占西夏土地一百几十里。陇诺是祖宗时的旧边界,难道是所谓的不属于赏赐夏人的城堡吗?这就不正当,是足以引起寇乱的大事。”刘挚说:“不用兵虽好,但事情有须要用兵时,也不可不用。”苏辙奏道:“夏兵十万屯驻熙河界上,不在别处,专在所争之处杀人、掘崖巉,这意思可以知道,这不是西夏人的罪,都是朝廷处事不恰当的缘故。熙河路常敢于制造事端,不守信用,我想责问主帅。”后来屡次因边界士兵深入夏境,宣仁后就听从了苏辙的建议。

当时三省任用李清臣为吏部尚书,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,并且说姚勔(miǎn,同“勉”)也说过。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。苏辙上奏:“以前任用李清臣,给事中谏官纷纷反对,争议未决。现在又用蒲宗孟,恐怕不利于政事。”宣仁后说:“缺官怎么办?”苏辙说:“尚书缺官已几年了,何尝荒废事情?今天任用这二人,正和去年用邓温伯没有不同。这三个人,不是有大恶,但此前和王珪、蔡确等人一起进用,心意和今天实行的政治不合。现今尚书共缺四人,如果用这四人,使党徒们互相引进,恐怕朝廷从此不安静了。”议论就此罢休。

绍圣初年,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,邓润甫(邓温伯)为尚书左丞。二人长久在外地,不得志,稍稍又讲熙宁、元丰的事来激怒哲宗心意。正逢廷试进士,李清臣所拟策问题目,就是邪说。苏辙上谏说:

伏见御试策问题目,指责近年以来实行的政事,有继承恢复熙宁、元丰之法的意思。我以为先帝以天生的才能,施行大有作为的志向,他所施行之事,超过前世古代,其中有百世不能改变的。在位近二十年,而终身不肯接受尊号。裁减宗室,施恩不给五服以外的远亲,减省了朝廷无数的费用。出卖坊场,雇募人充衙前役,免去民间破产的灾难。废去各科考试中死记背诵的科目,训练各将领部下懒散的兵卒。设有官阶而无实职的寄禄官,恢复六部的旧制,实行严格的给吏人俸禄的法令,禁止交通关节以营私。实行有限攻势制服西夏,收取六类户役钱来宽免杂役。大凡这些,都是先帝智慧的决策,有利无害,而元祐以来,上下仍在奉行,并没有荒废。至于其他,事情有失当的,哪一代没有。父亲开创于前,儿子补救于后,前后互相补益,这就是圣人的孝道。

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,对内兴建宫室,财政枯竭,于是实行盐铁、榷酤(què gū)、均输的政策,百姓负担不了,几乎酿成大乱。昭帝任用霍光,废除烦重苛刻之法,汉朝就安定了。光武帝、明帝以苛察作为明智,用图谶来决定事情,上下的人都很害怕,人人心中不安。章帝即位,深知其错失,代之以宽厚、平易之政,后世加以称道。本朝的真宗重文轻武,号称太平,而群臣因为他的极盛,伪造天书。章献皇后临朝,采取大臣的建议,把天书藏在棺材里,使其灭迹;仁宗亲政,绝口不提天书。英宗从藩王入继帝位,大臣创议追崇濮王。到先帝继位,有人要求再实行其事,先帝就止息其议而不予回答,因此得到安静。以汉昭帝、章帝的贤明,和我朝仁宗、神宗的圣德,难道不重视孝敬而轻易从事变更吗?我区区的愚意,愿陛下反覆思考臣的话,不要轻易去改变现行政策。如果轻易改变九年来已实行的事,升任多年不用的人,那些人怀有私怨,而以先帝为藉口,大事就坏了。

哲宗看了奏章后,认为引用汉武帝比喻先朝,很不高兴。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。过了几个月,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,再贬苏辙为袁州知州。未到任,降为朝议大夫、试少府监,分司南京,筠州居住处分。绍圣三年,又贬化州别驾,安置雷州处分,移到循州。徽宗即位,移永州、岳州,不久恢复为太中大夫,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。崇宁年间,蔡京掌握国政,又降为朝请大夫,取消宫观官,住在许州,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。在许州建屋,自号颍滨遗老,自己作了万余字的传,不再和别人相见。整天静坐,这样过了将近十年。政和二年,去世,享年七十四岁。追复端明殿学士。淳熙年间,谥为文定。

苏辙性情沉静简洁,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,和他的为人相似,不愿被人知道,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,他的高超大致和哥哥苏轼相近。所著《诗传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古史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栾城文集》都流行于世。三个儿子:苏迟、苏适、苏逊。族孙苏元老。

苏辙生平评价

苏辙论析事情精确,修辞简明严格,未必比他哥哥逊色。王安石当初议论青苗法,苏辙几句话就阻止了他,王安石从此不再讲这事,如果不是后来王广廉附会王安石,那这议论就止息了。苏辙说话不多欲望很少,素来能得到王安石敬仰之心,所以能这样。像这些,苏轼好像不及他,但若论苏轼英俊豪迈的气派,弘大雄伟的文章,苏辙作为苏轼的弟弟,可以说是难了。元祐时代秉持政事,竭力斥责章惇、蔡确,不赞成调停;到讨论使黄河恢复故道、雇役法,和文彦博、司马光意见不同;西部边境的策略,又跟吕大防、刘挚不合。君子不结朋党,在苏辙身上可以体现。苏辙和哥哥在进退和出仕入仕上,无不相同,在患难中,友爱更深厚,没有一点怨恨,近古尤为少见。


苏辙的诗词作品全集

苏辙是北宋文学家、诗人、宰相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苏辙与父亲苏洵、兄长苏轼齐名,合称“三苏”。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,以散文著称,擅长政论和史论。苏辙对于前辈学人,亦尊韩、欧,政治思想,亦近于欧。但韩、欧辟佛道,而苏辙不然。苏辙的文章,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。与父兄相比,虽有所不及,但亦自有特点。

他擅长政论和史论,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,如《新论》三篇,纵谈天下大事,论断相当确切。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《历代论》,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。论汉光武、唐太宗,分析相当全面,和苏轼相比,特点确在于“稳”。《六国论》评论齐、楚、燕、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、魏,团结抗秦,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。《三国论》将刘备与刘邦相比,评论刘备“智短而勇不足”,又“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”,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。

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,在于政论和史论,史论之文,尤所尽心;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,还是书信杂文。例如十九岁时写的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,说自己初到京师,“非有求于斗升之禄”,“偶然得之,非其所乐”;而所愿者,只是“一睹贤人之光耀,闻一言以自壮”。初生之犊,年少气豪,既不同于韩愈《上宰相书》那样卑躬屈节,也不像李白《上韩荆州书》那样纵横使气。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,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。

与此书相类者,还有《上昭文富丞相书》、《上曾参政书》,都是年少气豪之作。到了晚年,所为书札,出语虽有所收敛,但依旧洒脱自然,例如《答黄庭坚书》,其文墨颇似苏轼。二苏早年之文,气象虽不尽同,但晚年之作,以信札观之,都有平淡自然之语。二苏相比,苏辙之文,未可以一“衰”字尽之。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,有《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》、《武昌九曲亭记》、《黄州快哉亭记》等。其中《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》以“造语奇特”见称。

苏辙还有一篇《东轩记》,造语虽不甚奇,却是写得更加“如其为人”的文章。这篇“记”也是写得颇有特色。作“东轩”以为“宴休之所”,却不得一日“安于其中”,而日日忙于“坐市区鬻盐、沽酒、税豚鱼”,此情此景,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。文章最后还说:希望有那么一天,“世或哀而怜之,使得归伏田里”,“然后追求颜氏之乐,怀思东轩,优游以忘其老”。宦情淡薄,文章亦自澹泊。这样的笔墨,也是“如其为人”的。

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,苏辙的诗也不少,但较之苏轼,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。苏辙的诗大都写生活琐事,咏物写景,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。风格淳朴无华,文采少逊。早年的作品《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》三首,写得洒脱自然,颇见个性特点。

晚年退居颍川后,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,写出了如《秋稼》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。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,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,如《南斋竹》:“幽居一室少尘缘,妻子相看意自闲。行到南窗修竹下,恍然如见旧溪山。”意境闲澹,情趣悠远。

又如晚年所作《游西湖》云:“闭门不出十年久,湖上重游一梦回。行过闾阎争问讯,忽逢鱼鸟亦惊猜。可怜举目非吾党,谁与开樽共一杯?归去无言掩屏卧,古人时向梦中来。”时值新党蔡京等人执政,元祐党人累遭迫害,苏辙筑室于许州,闭门不出,与早年之“闭门”遥相对应。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,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。故以“闭门”始,以“闭门”终。这样的作品,亦颇见性情。

苏辙的诗也自有主张。《诗病五事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,对李白、白居易、韩愈、孟郊等都有讥评。如说李白“华而不实”,说“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”,这种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。

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。例如《墨竹赋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,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,富于诗意。

苏辙的诗词全集

《新论》六国论三国论
上枢密韩太尉书上昭文富丞相书《上曾参政书》
答黄庭坚书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
黄州快哉亭记东轩记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
《秋稼》《游西湖》《诗病五事》
墨竹赋孟德传筠州州宅双莲
《东西京二绝》《唐相二绝》《次远韵》
《齐州泺源石桥记》《种兰》

《宋史》称苏辙性情沉静简洁,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,和他的为人相似,不愿被人知道,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,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。


宋史·苏辙传

宋史·苏辙传原文

苏辙,字子由,年十九,与兄轼同登进士科,又同策制举。仁宗春秋高,辙虑或倦于勤,因极言得失,而于禁廷之事,尤为切至。曰:

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,平居静虑,亦尝有忧于此乎,无忧于此乎?臣伏读制策,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。然臣愚不敏,窃意陛下有其言耳,未有其实也。往者宝元、庆历之间,西夏作难,陛下昼不安坐,夜不安席,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。然自西方解兵,陛下弃置忧惧之心,二十年矣。古之圣人,无事则深忧,有事则不惧。夫无事而深忧者,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,有事则大惧,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。臣疏远小臣,闻之道路,不知信否?

近岁以来,宫中贵姬至以千数,歌舞饮酒,优笑无度,坐朝不闻咨谟,便殿无所顾问。三代之衰,汉、唐之季,女宠之害,陛下亦知之矣。久而不止,百蠹将由之而出。内则蛊惑之所污,以伤和伐性;外则私谒之所乱,以败政害事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,不害外事也。今海内穷困,生民愁苦,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,所欲则给,不问有无。司会不敢争,大臣不敢谏,执契持敕,迅若兵火。国家内有养士、养兵之费,外有契丹、西夏之奉,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,臣恐陛下以此得谤,而民心不归也。

策入,辙自谓必见黜。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,范镇难之。蔡襄曰:"吾三司使也,司会之言,吾愧之而不敢怨。"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,请黜之。仁宗曰:"以直言召人,而以直言弃之,天下其谓我何?"宰相不得已,置之下等,授商州军事推官。时父洵被命修《礼书》,兄轼签书凤翔判官。辙乞养亲京师。三年,轼还,辙为大名推官。逾年,丁父忧。服除,神宗立已二年,辙上书言事,召对延和殿。

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,命辙为之属。吕惠卿附安石,辙与论多相牾。安石出《青苗书》使辙熟议,曰:"有不便,以告勿疑。"辙曰:"以钱贷民,使出息二分,本以救民,非为利也。然出纳之际,吏缘为奸,虽有法不能禁,钱入民手,虽良民不免妄用;及其纳钱,虽富民不免逾限。如此,则恐鞭箠必用,州县之事不胜烦矣。唐刘晏掌国计,未尝有所假贷。有尤之者,晏曰:'使民侥幸得钱,非国之福;使吏倚法督责,非民之便。吾虽未尝假贷,而四方丰凶贵贱,知之未尝逾时。有贱必籴,有贵必粜,以此四方无甚贵、甚贱之病,安用贷为?'晏之所言,则常平法耳。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,公诚能有意于民,举而行之,则晏之功可立俟也。"安石曰:"君言诚有理,当徐思之。"自此逾月不言青苗。

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,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,春散秋敛,与安石意合,于是青苗法遂行。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,访求遗利。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,皆莫敢言。辙往见陈升之曰:"昔嘉祐末,遣使宽恤诸路,各务生事,还奏多不可行,为天下笑。今何以异此?"又以书抵安石,力陈其不可。安石怒,将加以罪,升之止之,以为河南推官。会张方平知陈州,辟为教授。三年,授齐州掌书记。又三年,改著作佐郎。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。居二年,坐兄轼以诗得罪,谪监筠州盐酒税,五年不得调。移知绩溪县。

哲宗立,以秘书省校书郎召。元祐元年,为右司谏。宣仁后临朝,用司马光、吕公著,欲革弊事,而旧相蔡确、韩缜、枢密使章惇皆在位,窥伺得失,辙皆论去之。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,倡行虐政以害天下。及势钧力敌,则倾陷安石,甚于仇雠,世尤恶之,至是,自知不免,乞宫观以避贬窜。辙具疏其奸,以散官安置建州。

司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,欲复差役,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。辙言:"自罢差役仅二十年,吏民皆未习惯。况役法关涉众事,根芽盘错,行之徐缓,乃得审详。若不穷究首尾,忽遽便行,恐既行之后,别生诸弊。今州县役钱,例有积年宽剩,大约足支数年,且依旧雇役,尽今年而止。催督有司审议差役,趁今冬成法,来年役使乡户。但使既行之后,无复人言,则进退皆便。"光又以安石私设《诗》、《书新义》考试天下士,欲改科举,别为新格。辙言:"进士来年秋试,日月无几,而议不时决。诗赋虽小技,比次声律,用功不浅。至于治经,诵读讲解,尤不轻易。要之,来年皆未可施行。乞来年科场,一切如旧,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,或出己见,不专用王氏学。仍罢律义,令举人知有定论,一意为学,以待选试,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,未为晚也。"光皆不能从。

初,神宗以夏国内乱,用兵攻讨,乃于熙河增兰州,于延安增安疆、米脂等五砦。二年,夏遣使贺登位,使还,未出境,又遣使入境。朝廷知其有请兰州、五砦地意,大臣议弃守未决。辙言曰:"顷者西人虽至,疆场之事,初不自言。度其狡心,盖知朝廷厌兵,确然不请,欲使此议发自朝廷,得以为重。朝廷深觉其意,忍而不予,情得势穷,始来请命,一失此机,必为后悔。彼若点集兵马,屯聚境上,许之则畏兵而予,不复为恩;不予则边衅一开,祸难无已。间不容发,正在此时,不可失也。况今日之事,主上妙年,母后听断,将帅吏士,恩情未接,兵交之日,谁使效命?若其羽书沓至,胜负纷然,临机决断,谁任其责?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,早赐裁断,无使西人别致猖狂。"于是朝廷许还五砦,夏人遂服。迁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。

朝廷议回河故道,辙为公著言:"河决而北,自先帝不能回。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,乃欲取而回之,其为力也难,而为责也重,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。"公著悟,竟未能用。进户部侍郎。辙因转对,言曰:"财赋之原,出于四方,而委于中都。故善为国者,藏之于民,其次藏之州郡。州郡有余,则转运司常足;转运司既足,则户部不困。唐制,天下赋税,其一上供,其一送使,其一留州。比之于今,上供之数可谓少矣。然每有缓急,王命一出,舟车相衔,大事以济。祖宗以来,法制虽殊,而诸道蓄藏之计,犹极丰厚。是以敛散及时,纵舍由己,利柄所在,所为必成。自熙宁以来,言利之臣,不知本末之术,欲求富国,而先困转运司。转运司既困,则上供不继;上供不继,而户部亦惫矣。两司既困,故内帑别藏,虽积如丘山,而委为朽壤,无益于算也。"寻又言:

臣以祖宗故事考之,今日本部所行,体例不同,利害相远,宜随事措置,以塞弊原。谨具三弊以闻: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,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,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。三监皆隶工部,则本部所专,其余无几,出纳损益,制在他司。顷者,司马光秉政,知其为害,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。当时所收,不得其要,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,深可惜也。

盖国之有财,犹人之有饮食。饮食之道,当使口司出纳,而腹制多寡。然后分布气血,以养百骸,耳目赖之以为聪明,手足赖之以为力。若不专任口腹,而使手足、耳目得分治之,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,而况于安且寿乎!今户部之在朝廷,犹口腹也,而使他司分治其事,何以异此?自数十年以来,群臣每因一事不举,辄入建他司。利权一分,用财无艺。他司以办事为效,则不恤财之有无;户部以给财为功,则不问事之当否。彼此各营一职,其势不复相知,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,终亦无益,能否同病,府库卒空。今不早救,后患必甚。

昔嘉祐中,京师频岁大水,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。置监以来,比之旧案,所补何事?而大不便者,河北有外监丞,侵夺转运司职事。转运司之领河事也,郡之诸埽,埽之吏兵、储蓄,无事则分,有事则合。水之所向,诸埽趋之,吏兵得以并功,储蓄得以并用。故事作之日,无暴敛伤财之患,事定之后,徐补其阙,两无所妨。自有监丞,据法责成,缓急之际,诸埽不相为用,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。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,一也。

先帝一新官制,并建六曹,随曹付事,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,名虽近正而实非利。昔胄案所掌,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,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,欲有兴作,户部不得与议。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,动以千计。浑脱之用,必军行乏水,过渡无船,然后须之。而其为物,稍经岁月,必至蠹败。朝廷无出兵之计,而有司营戢,不顾利害,至使公私应副,亏财害物。若专在转运司,必不至此。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,二也。

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,事有缓急,物有利害,皆得专之。今工部以办职为事,则缓急利害,谁当议之?朝廷近以箔场竹箔,积久损烂,创令出卖,上下皆以为当。指挥未几,复以诸处营造,岁有科制,遂令般运堆积,以破出卖之计。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,一岁所用几何?取此积彼,未用之间,有无损败,而遂为此计。本部虽知不便,而以工部之事,不敢复言。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,三也。

凡事之类此者多矣,臣不能遍举也。故愿明诏有司,罢外水监丞,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,至于都水、军器、将作三监,皆兼隶户部,使定其事之可否,裁其费之多少,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,程其作之迟速。苟可否、多少在户部,则伤财害民,户部无所逃其责矣。苟良苦、迟速在工部,则败事乏用,工部无所辞其谴矣。制出于一,而后天下贫富,可责之户部矣。

哲宗从之,惟都水仍旧。

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,比旧额数倍,命辙量事裁减。吏有白中孚曰:"吏额不难定也。昔之流内铨,今侍郎左选也,事之烦剧,莫过此矣。昔铨吏止十数,而今左选吏至数十,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,何也?昔无重法、重禄,吏通赇赂,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。今行重法,给重禄,赇赂比旧为少,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。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。旧法,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,重者至一分,轻者至一厘以下,积若干分而为一人。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,则吏额多少之限,无所逃矣。"辙曰:"此群吏身计所系也。若以分数为人数,必大有所损,将大致纷诉,虽朝廷亦不能守。"乃具以白宰执,请据实立额,俟吏之年满转出,或事故死亡者勿补,及额而止。不过十年,羡额当尽。功虽稍缓,而见吏知非身患,不复怨矣。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,遂背辙议以立额,日裁损吏员,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。永寿复以赃刺配,大防略依辙议行之。代轼为翰林学士,寻权吏部尚书。使契丹,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、轼之文及辙《茯苓赋》,恨不得见全集。使还,为御史中丞。

自元祐初,一新庶政,至是五年矣。人心已定,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,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,吕大防、刘挚患之,欲稍引用,以平夙怨,谓之"调停"。宣仁后疑不决,辙面斥其非,复上疏曰:

臣近面论,君子小人不可并处,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。然天威咫尺,言词迫遽,有所不尽,臣而不言,谁当救其失者!亲君子,远小人,则主尊国安;疏君子,任小人,则主忧国殆。此理之必然。未闻以小人在外,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,以自遗患也。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,至于牧守四方,奔走庶务,无所偏废可也。若遂引之于内,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,而导之于寝室,知虎豹之欲食肉,而开之以坰牧,无是理也。且君子小人,势同冰炭,同处必争。一争之后,小人必胜,君子必败。何者?小人贪利忍耻,击之则难去,君子洁身重义,沮之则引退。古语曰:"一薰一莸,十年尚犹有臭。"盖谓此矣。

先帝聪明圣智,疾颓靡之俗,将以纲纪四方,比隆三代。而臣下不能将顺,造作诸法,上逆天意,下失民心。二圣因民所愿,取而更之,上下忻慰。则前者用事之臣,今朝廷虽不加斥逐,其势亦不能复留矣。尚赖二圣慈仁,宥之于外,盖已厚矣。而议者惑于说,乃欲招而纳之,与之共事,谓之"调停"。非辈若返,岂肯但已哉?必将戕害正人,渐复旧事,以快私忿。人臣被祸,盖不足言,臣所惜者,祖宗朝廷也。惟陛下断自圣心,勿为流言所惑,勿使小人一进,后有噬脐之悔,则天下幸甚。

疏入,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,曰:"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,其言极中理。"诸臣从而和之,"调停"之说遂已。

辙又奏曰:

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,而祖宗纲纪具在,州郡民物粗安。若大臣正己平心,无生事要功之意,因弊修法,为安民靖国之术,则人心自定,虽有异党,谁不归心?向者异同反覆之心,盖亦不足虑矣。但患朝廷举事,类不审详,曩者,黄河北流,正得水性,而水官穿凿,欲导之使东,移下就高,汩五行之理。及陛下遣使按视,知不可为,犹或固执不从。经今累岁,回河虽罢,减水尚存,遂使河朔生灵,财力俱困。今者西夏、青唐,外皆臣顺,朝廷招来之厚,惟恐失之。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,以侵其膏腴,议纳醇忠,以夺其节钺,功未可觊,争已先形。朝廷虽知其非,终不明白处置,若遂养成边衅,关陕岂复安居?如此二事,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,无生事要功者也。

昔嘉祐以前,乡差衙前,民间常有破产之患。熙宁以后,出卖坊场以雇衙前,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。及元祐之初,务于复旧,一例复差。官收坊场之钱,民出衙前之费,四方惊顾,众议沸腾。寻知不可,旋又复雇。去年之秋,又复差法。又熙宁雇役之法,三等人户,并出役钱,上户以家产高强,出钱无艺,下户昔不充役,亦遣出钱。故此二等人户,不免咨怨。至于中等,昔既已自差役,今又出钱不多,雇法之行,最为其便。罢行雇法,上下二等,欣跃可知,唯是中等则反为害。且如畿县中等之家,例出役钱三贯,若经十年,为钱三十贯而已。今差役既行,诸县手力,最为轻役;农民在官,日使百钱,最为轻费。然一岁之用,已为三十六贯,二年役满,为费七十余贯。罢役而归,宽乡得闲三年,狭乡不及一岁。以此较之,则差役五年之费,倍于雇役十年。赋役所出,多在中等。如此条目,不便非一,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,今五年矣。如此二事,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,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。

臣以闻见浅狭,不能尽知当今得失。然四事不去,如臣等辈犹知其非,而况于心怀异同,志在反覆,幸国之失,有以藉口者乎?臣恐如此四事,彼已默识于心,多造谤议,待时而发,以摇撼众听矣。伏乞宣谕宰执,事有失当,改之勿疑,法或未完,修之无倦。苟民心既得,则异议自消。陛下端拱以享承平,大臣逡巡以安富贵,海内蒙福,上下攸同,岂不休哉!

大臣耻过,终莫肯改。

六年,拜尚书右丞,进门下侍郎。初,夏人来贺登极,相继求和,且议地界。朝廷许约,地界已定,付以岁赐。久之,议不决。明年,夏人以兵袭泾原。杀掠弓箭手数千人,朝廷忍之不问,遣使往赐策命。夏人受礼倨慢,以地界为辞,不复入谢,再犯泾原。四年,来贺坤成节,且议地界。朝廷先以岁赐予之,地界又未决。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,熙河将佐范育、种谊等,遂背约侵筑买孤、胜如二堡,夏人即平荡之。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,及擅招其部人千余,朝廷却而不受,西边骚然。辙乞罢育、谊,别择老将以守熙河。宣仁后以为然,大臣竟主育、谊,不从。辙又面奏:"人君与人臣,事体不同。人臣虽明见是非,而力所不加,须至且止;人君于事,不知则已,知而不能行,则事权去矣。臣今言此,盖欲陛下收揽威柄,以正君臣之分而已。若专听所谓,不以渐制之,及其太甚,必加之罪,不免逐去。事至如此,岂朝廷美事?故臣欲保全大臣,非欲害之也。"

六年,熙河奏:"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,挑掘所争崖巉,杀人三日而退。乞因其退,急移近里堡砦于界,乘利而往,不须复守诚信。"下大臣会议。辙曰:"当先定议欲用兵耶,不用耶?"吕大防曰:"如合用兵,亦不得不用。"辙曰:"凡用兵,先论理之曲直。我若不直,兵决不当用。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,欲用庆历旧例,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,此理最简直。夏人不从,朝廷遂不固执。盖朝廷临事,常患先易后难,此所谓先易者也。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,依绥州例,以二十里为界,十里为堡铺,十里为草地。要约才定,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,一抹取直,夏人见从。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,夏人亦许。凡此所谓后难者也。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,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。陇诺祖宗旧疆,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?此则不直,致寇之大者也。"刘挚曰:"不用兵虽美,然事有须用兵者,亦不可不用也。"辙奏曰:"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,不于他处,专于所争处杀人、掘崖巉,此意可见,此非西人之罪,皆朝廷不直之故。熙河辄敢生事,不守诚信,臣欲诘责帅臣耳。"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,宣仁后遂从辙议。

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,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,且言姚勔亦言之。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。辙奏:"前除清臣,给谏纷然,争之未定。今又用宗孟,恐不便。"宣仁后曰:"奈阙官何?"辙曰:"尚书阙官已数年,何尝阙事?今日用此二人,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。此三人者,非有大恶,但昔与王珪、蔡确辈并进,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。见今尚书共阙四人,若并用似此四人,使党类互进,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。"议遂止。

绍圣初,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,邓润甫为尚书左丞。二人久在外,不得志,稍复言熙、丰事以激怒哲宗意。会廷试进士,清臣撰策题,即为邪说。辙谏曰:

伏见御试策题,历诋近岁行事,有绍复熙宁、元丰之意。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,行大有为之志,其所设施,度越前古,盖有百世不可改者。在位近二十年,而终身不受尊号。裁损宗室,恩止袒免,减朝廷无穷之费。出卖坊场,顾募衙前,免民间破家之患。黜罢诸科诵数之学,训练诸将慵惰之兵。置寄禄之官,复六曹之旧,严重禄之法,禁交谒之私。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,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。凡如此类,皆先帝之睿算,有利无害,而元祐以来,上下奉行,未尝失坠也。至于其他,事有失当,何世无之。父作之于前,子救之于后,前后相济,此则圣人之孝也。

汉武帝外事四征,内兴宫室,财用匮竭,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,民不堪命,几至大乱。昭帝委任霍光,罢去烦苛,汉室乃定。光武、显宗以察为明,以谶决事,上下恐惧,人怀不安。章帝即位,深鉴其失,代之以宽厚、恺悌之政,后世称焉。本朝真宗右文偃武,号称太平,而群臣因其极盛,为天书之说。章献临御,揽大臣之议,藏书梓宫,以泯其迹;及仁宗听政,绝口不言。英宗自藩邸入继,大臣创濮庙之议。及先帝嗣位,或请复举其事,寝而不答,遂以安静。夫以汉昭、章之贤,与吾仁宗、神宗之圣,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?臣不胜区区,愿陛下反覆臣言,慎勿轻事改易。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,擢任累岁不用之人,人怀私忿,而以先帝为辞,大事去矣。

哲宗览奏,以为引汉武方先朝,不悦。落职知汝州。居数月,元丰诸臣皆会于朝,再责知袁州。未至,降朝议大夫、试少府监,分司南京,筠州居住。三年,又责化州别驾,雷州安置,移循州。徽宗即位,徙永州、岳州,已而复太中大夫,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。崇宁中,蔡京当国,又降朝请大夫,罢祠,居许州,再复太中大夫致仕。筑室于许,号颍滨遗老,自作传万余言,不复与人相见。终日默坐,如是者几十年。政和二年,卒,年七十四。追复端明殿学士。淳熙中,谥文定。

辙性沉静简洁,为文汪洋澹泊,似其为人,不愿人知之,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,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。所著《诗传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古史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栾城文集》并行于世。三子:迟、适、逊。族孙元老。

元老字子廷。幼孤力学,长于《春秋》,善属文。轼谪居海上,数以书往来。轼喜其为学有功,辙亦爱奖之。黄庭坚见而奇之,曰:"此苏氏之秀也。"举进士,调广都簿,历汉州教授、西京国子博士、通判彭州。

政和间,宰相喜开边西南,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,分置郡县以为功,致茂州蛮叛,帅司遽下令招降。元老叹曰:"威不足以服,则恩不足以怀。"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:"此蛮跳梁山谷间,伺间窃发。彼之所长,我之所短,惟施、黔两州兵可与为敌。若檄数千人,使倍道往赴,贤于官军十万也。其次以为夔、陕兵大集,先以夔兵诱其前,陕兵从其后,不十日,贼必破。彼降而我受焉,则威怀之道得。今不讨贼,既招而还,必复叛,不免重用兵矣。"焘得书,即召与计事。元老又策:"茂有两道,正道自湿山趋长平,绝岭而上,其路险以高;间道自青崖关趋刁溪,循江而行,其路夷以径。当使正兵阵湿山,而阴出奇兵捣刁溪,与石泉并力合攻,贼腹背受敌,擒之必矣。"焘皆不能用,竟得罪。后帅至,如元老策,蛮势蹙,乃降。

除国子博士,历秘书正字、将作少监、比部考功员外郎,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,为军器监,司农、卫尉、太常少卿。

元老外和内劲,不妄与人交。梁师成方用事,自言为轼外子,因缘欲见之,且求其文,拒不答。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,且为元祐邪说,其学术议论,颇仿轼、辙,不宜在中朝。罢为提点明道宫。元老叹曰:"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,吾今以家世坐累,荣矣。"未几卒,年四十七。有诗文行于时。

论曰:苏辙论事精确,修辞简严,未必劣于其兄。王安石初议青苗,辙数语柅之,安石自是不复及此,后非王广廉傅会,则此议息矣。辙寡言鲜欲,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,故能尔也。若是者,轼宜若不及,然至论轼英迈之气,闳肆之文,辙为轼弟,可谓难矣。元祐秉政,力斥章、蔡,不主调停;及议回河、雇役,与文彦博、司马光异同;西边之谋,又与吕大防、刘挚不合。君子不党,于辙见之。辙与兄进退出处,无不相同,患难之中,友爱弥笃,无少怨尤,近古罕见。独其齿爵皆优于兄,意者造物之所赋与,亦有乘除于其间哉!

宋史·苏辙传翻译

苏辙,字子由,十九岁时,和哥哥苏轼一同考中进士科,又一同殿试制科策问。仁宗年纪大,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,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,而对宫禁朝廷的事,论得尤为激切。他在试卷中说:

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,平常静心思考,也曾有所忧虑于此事,还是无所忧虑于此事呢?我读了策问,陛下已有忧虑恐惧的话了。但我愚笨不敏捷,自以为陛下有这话而已,实际行动则还没有。从前宝元、庆历年间,西夏作乱,陛下白天不能安坐,夜间睡不稳,天下人都说陛下忧惧小心,像周文王。但从对夏停战,陛下放弃了忧惧之心,已二十年了。古代的圣人,没有事就深怀忧虑,有事却不怕。那种在无事时的深怀忧虑,就是为了有事能不怕。现在陛下没有事就不忧虑,有事就大恐慌,我以为忧乐的出发点不对了。我是个疏远的小臣,道听途说,不知是不是真的?

近年以来,宫中贵姬到了千数,歌舞饮酒,倡优取笑没有节制,陛下在朝不问治国谋略,在便殿也不去征求大臣意见。三代的衰乱,汉、唐的后期,女宠的害处,陛下也知道了。长久不停止,各种危害将由此引起。在内受蛊惑的迷惑,以伤害和气损坏身体;对外因私下请求搞乱法纪,以致败政害事。陛下不要认为在内好色,不会有害政事。现在国内穷困,百姓愁苦,而宫中喜欢赏赐不加限制,所想的就给,不问国库有没有。管财政的官员不敢抗争,大臣不敢劝谏,拿着契券手敕,急求如同打仗救火。国家对内有养活士人、养活军队的费用,对外有给契丹、西夏的岁币,陛下又自己作一个陷阱来消耗其剩余财力,我怕陛下因此得到人们毁谤,而民心不归向陛下。

策问试卷送上后,苏辙自己认为一定被黜落。考官司马光置于第三等,范镇感到为难。蔡襄说:“我是三司使。管财政的官员不抗争这话,我感到惭愧而不敢有怨。”只有考官胡宿认为对皇上不恭,要求黜落他。仁宗说:“用直言来得人,而因直言抛弃他,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?”宰相不得已,把他列入下等,任商州军事推官。当时父亲苏洵奉命修《礼书》,哥哥苏轼签书凤翔判官。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。过了三年,苏轼还京,苏辙为大名推官。过一年,遭父丧。服丧后,神宗已即位二年,苏辙上书论政事,被召见于延和殿。

当时王安石以宰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,叫苏辙入三司条例司。吕惠卿依附王安石,苏辙和他议论大多相抵触。王安石拿出《青苗书》叫苏辙仔细议论,说:“有不便之处,就告诉我不必疑虑。”苏辙说:“把钱借给百姓,使出利息二分,本意是在救济百姓,不是求利。但出入之间,吏员趁机营私作奸,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,钱到百姓手里,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;到交还时,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。这样,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,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。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,从没有借钱给百姓。有责怪他的人,刘晏说:‘让百姓侥幸得钱,不是国家之福;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,对百姓不利。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,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,从来能及时知道。有谷贱处就收购,有谷贵处就发售,所以四方没有太贵、太贱的弊病,岂用发贷款?’刘晏所说的,就是常平仓法。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,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,就整顿实行,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。”王安石说:“你的话有理,我当慢慢思考。”从此一个月不讲青苗法。

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,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,春天发放秋天收还,和王安石意见相合,于是青苗法实行。王安石派八位官员到四方去,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。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,都不敢说。苏辙去见陈升之说:“从前嘉祐末年,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,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,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,被天下人耻笑。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?”他又写信给王安石,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。王安石发怒,将加罪,陈升之劝阻,任为河南推官。张方平为陈州知州,征召他为教授。三年后,授齐州掌书记。又过三年,改任著作佐郎。又随从张方平签书南京判官。住了二年,因哥哥苏轼作诗得罪朝廷,贬为监筠州盐酒税,五年不得升调。后移为绩溪知县。

哲宗即位,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。元祐元年,任右司谏。宣仁后垂帘听政,起用司马光、吕公著,想革除弊政,而旧任宰相蔡确、韩缜、枢密使章惇都在位,窥测朝政的得失,苏辙都把他们论奏去职。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,提倡虐政危害天下。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,就排挤陷害王安石,比仇敌还狠,世人尤其恨他。到这时,自知不免受责,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。苏辙上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,以散官安置建州。

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,想恢复差役法,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。苏辙说:“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,官吏百姓都未习惯。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,盘根错节十分复杂,实行得慢些,方能审慎详尽。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,轻易地立即推行,恐怕实行之后,又产生各种弊端。现在州县的免役钱,照例有累积剩余,大约够用几年,暂且依旧雇役,到今年为止。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,趁今冬成为法令,来年再行差役法。要使既实行之后,不再有人议论,那就进退都有利了。”

司马光又因王安石私自设《诗经》、《尚书新义》来考试天下士人,想改变科举,另立新的条例。苏辙说:“进士来年秋天考试,没有多少日子了,而议论不及时决定。诗赋虽然是小技,但要讲究声律,用的功夫不浅。至于治经书,诵读和讲解,尤其不是轻易的事。总之,来年都还不能实行。请求来年的考试,一切还照旧,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,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,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。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,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,一心一意做学问,以待选拔考试,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,也不算晚。”司马光都不听。

起初,神宗因夏国内乱,用兵进攻,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,在延安增设安疆、米脂等五寨。元祐二年,夏国派使者贺哲宗登位,使者回去,尚未出境,又派使者入境。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、五寨土地的意思,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。苏辙说:“最近西夏使者虽然来到,边界的事,并没有说起。猜他们狡猾的心思,大约知道朝廷厌倦战争,坚持不提出请求,想使这个建议让朝廷提出,以提高自己的地位。朝廷深知这个意思,忍着不给,要他们迫于势穷力竭,才来请求,但一失这机会,一定会后悔。他们如果调集兵马,驻在边境上,答应他们就是怕兵势而给与他们,不再是恩典;不给就开启边界冲突,祸害无穷。时间紧迫,正在这时,不可失计。何况今天的事,主上年轻,母后垂帘听政,将帅士兵们,尚未接受恩惠,战争之日,叫谁去出力效命?如果军书纷至沓来,胜败纷纭,临时作出决断,由谁来负责?请皇上把此事反复考虑,早日决断,不要让西夏人又闹事猖狂。”于是朝廷允许还西夏五寨,夏人顺服。迁苏辙为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。

朝廷议论使黄河回到故道,苏辙对吕公著说:“黄河决口向北流,从先帝时就不能使其回故道。现在不根据以前的状况而对尚未出现的情况早事修筑,却要其回故道,这很困难,而责任也重,这是自认为智力和勇气胜过先帝。”吕公著觉悟,但不能照办。升为户部侍郎。苏辙因在朝廷奏事对答,进言说:

财赋的来源,出于四方,而积聚在首都。所以善于治国的人,把财物藏在百姓那里,其次是藏在州县中。州县财政有富裕,转运司也就常能充足;转运司既充足,户部就不困乏。唐朝制度,天下赋税,一份上供朝廷,一份送节度使那里,再一份留在州中。比较起今天来,上供的数目可以说少了。但每次有紧急的事,皇帝命令一发出,船运车载相连接,大事就办成了。祖宗以来,法制虽不一样,而各路积蓄的数目,还极丰厚。所以能及时收取散发,开支可以自主,财权在手,要做的事必然成功。从熙宁以来,讲求财利的官员,不明白本末道理,想使国家富裕,而先使转运司困乏。转运司已经困乏,上供就不能连续不断;而户部也困窘了。户部和度支使既已困乏,那么内府另外的积蓄,虽然像山一样堆积,而烂坏成朽土,对国计没有好处。

不久他又说:

我用祖宗旧制来考察,今天本部所行的事,体例不同,利弊相去很远,应根据事实加以措置,以堵塞弊害的根源。谨举三弊害奏闻:

第一是分河渠事务为都水监,第二是分造甲胄事务为军器监,第三是分修缮建造事务为将作监。三监都属工部,因此本部所专管的事,剩下不多,出纳增减之权,由其他官署决定。近来,司马光执政,知道这种情况有害,曾让本部收揽各司的权利。当时所收还的,未抓住要害,至今三个事务仍被其他官署所擅权,深为可惜。

大抵国家的有财,好比人的有饮食。饮食的道理,应当让嘴管出入,而由肚子决定多少。然后分布气血,以滋养各个部分,耳朵眼睛靠这而能看见听清,手脚靠这有力气。如果不专让嘴和肚子去管,而叫手脚、耳朵眼睛都来分管饮食,虽然想要吃饱也办不到了,何况平安长寿呢!现在户部之在朝廷,就像嘴和肚子,而让其他官府分管这事,和这比喻有何不同?几十年以来,群臣常因一件事未办成,就分到其他官署。财权一分散,用财就没有节制。其他官署以事情办成作为功效,就不顾财力的有无;户部以供给财力为功效,就不去问花钱的事该不该办。彼此各管一职,其势不能互相通气,即使户部有有才智的官员,终究也无益于事,有无能力都一样有害,府库终于空虚。现在不及时补救,后患一定更严重。

从前嘉祐年间,京城连年大水,大臣们才将河渠事设都水监去管理。置都水监以来,比起过去,有何补益?而大不利的,河北有外监丞,侵夺转运使的职权。转运使在管河渠事务时,州中各护岸工事,护岸的吏员士兵、储备物资,没事就分散,有事就合作。水流冲向哪里,各护岸的人都赶去,吏员士兵得以合力,储备物资可以一起使用。所以有事之日,没有暴敛伤财的祸害,事情完成之后,慢慢地补救其缺失,两方都没有妨害。自从有监丞,依法责求成效,有紧急情况时,各护岸并不互相帮助,而转运司受害无穷。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,这是其一。

先帝把官制改革一新,并列设六曹,随各曹分管事务,所以三司照旧例多属工曹,名义虽属正当而实际并不利。从前胄案所管的事,现在在朝廷内成为军器监而上属工部,在朝廷以外为都作院而上属提刑司,要造兵器之类,户部不得参与意见。访知河北道近年制造羊皮袋,动以千计。皮袋的用处,是当军队困于水流,又无船只渡过,然后需用。而这些物品,稍经年月,一定蠹坏。朝廷没有出兵的计划,而有关官员却在办理添置,不管利弊,使公家和私人设法满足,损害财物。如果专归转运司管,一定不会这样。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,这是其二。

从前修造案掌管百工的事务,事情有可缓的和急促的分别,物有利有弊,户部都能决定。现在工部以办成事为目的,缓急利弊,谁去议论?朝廷近来因箔场的竹箔,堆积久了会烂坏,提出叫出卖,上下都以为妥当。诏书下发不久,又以为各处建造,每年要用,就命令搬运堆积,废除出卖的办法。我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多少工程,一年要用多少竹箔?从这里取来积压在那里,没有使用的时候,有没有损耗,而作出这决定。本部虽知这样做不利,而因为是工部的事,不敢再说。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,这是其三。

诸如此类的事很多,臣不能全部举出。所以请用诏书明确告诉有关部门,撤销外地水监丞,把所有河北治水的事及各路都作院都归转运司,至于都水、军器、将作三监,都应兼归户部管辖,使其决定事情的可否,要花费多少财力,而工部管质量好坏,完成的快慢。可否实行、费用多少由户部管,那么对伤财害民之事,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了。如果质量好坏、完成快慢由工部管,那么出废品和太慢供不上,工部就无法推托责任了。制度出于一律,而后天下的贫富,可以责成户部了。

哲宗接受他的意见,惟有都水监仍旧不变。

朝廷认为吏部元丰时所定吏员名额,比过去吏员名额多几倍,命令苏辙依事务轻重裁减。吏员中有个白中孚说:“吏员名额不难确定。从前的九品内选录,即现在侍郎对下级官吏的选录,事情的繁忙,无过于此了。从前选用吏员仅十几个人,而现在下级官吏的选用至几十人,事情并不比过去多而用吏员多几倍,为什么?从前没有严格的法律、重禄,吏员受贿赂,就不愿人多去分所得的贿赂。现在实行重法,给予重俸,贿赂比过去少,所以不怕人多而贪图事少。这是吏额多少的大致情况。过去规定,一天中发生的事情按难易分为七等,繁重的事定为一分,轻的到一厘以下,积若干分就定一个人的名额。现在如果取各司两个月的事务定分数,那吏员名额的多少限制,就无从隐瞒了。”苏辙说:“这是关系到许多吏员切身利益的。如果以分数定人数,一定会大量减少名额,将要引起大量纠纷,虽朝廷也无法处理。”于是对宰相全部讲出自己的看法,要求根据实际定数额,等吏员中的年满转出,或因事死亡的就不再补员,减到限额为止。不过十年,多余的名额也就减完。收效虽然慢些,而现任的吏员知道与自己无关,不再抱怨。吕大防命令各诸司吏任永寿和中书省吏员几个人管这事,便违背苏辙的建议而定额,每天裁减吏员,又因自己的爱憎改变各部门次第。任永寿又因贪赃刺字流放,吕大防就大致依苏辙的建议实行。苏辙代苏轼任翰林学士,不久代理吏部尚书。出使契丹,接待他的是侍读学士王师儒,能背诵苏洵、苏轼的文章和苏辙的《茯苓赋》,遗憾见不到全集。出使回来,任御史中丞。

从元祐初年开始,国家政治焕然一新,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。人心已经安定,只是元丰旧党,分布在朝廷内外,常常兴起一些邪说来动摇皇上,吕大防、刘挚很担心这件事情,想逐渐推举任用他们,来平息他们先前的仇恨,称之为“调停”。宣仁皇后犹豫不决,苏辙当面指责这作法不对,又上奏疏说:

最近我曾当面议论过,君子和小人不能够一起相处,圣上的意思好像不认为我说的话不对。但因皇上的龙威就在我眼前,我心情紧张言辞急促,言犹未尽,我做臣子的如果不把该说的说完,那么谁来补救陛下的过失呢?亲近君子,疏远小人,那么国君就尊贵,国家就安定;疏远君子,亲近小人,那么国君就会担忧,国家就危险。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我没有听说过,由于小人在朝廷之外,担忧他们不高兴就把他们引荐到朝廷之内做官,而给自己留下祸患的。所以我认为,对小人虽然不能把他作为心腹委以重任,但让他们做地方上的州长、太守之类的小官吏,为一些俗务奔走效劳,只要他们做事不偏颇也就可以了。如果把他们引入朝廷做官,这就好像害怕强盗得到自己的财物,而把他们引入自己的寝室,知道虎豹要吃肉,就打开野外的牧场,没有这样的道理。况且,君子、小人在形势上如同冰和炭,相处必然相争。一争之后,小人必胜,君子必败。为什么呢?小人贪图利益,能忍受耻辱,攻击他,但却很难让他离开职位;君子洁身自好,看重道义,受挫折他就引退了。古语说:“一种香草和一种有臭味的草放在一起,结果十年之后仍有臭味。”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

先帝聪明、睿智、通达事理,痛恨颓靡的风气,想要为四方修明纲纪,使之和三代一样兴盛。如果我们做臣子的不能顺从先帝的法规,却擅自制定出各种法规,那么就会对上违背了天意,在下失去民心。二位圣主如果顺应民愿,采用先帝之法又适当改变,那么上下都会感到喜悦安慰。这样一来,过去掌权的官员,现在朝廷即使不加排斥、驱逐,那形势也不能再留在朝中。倘若能仰仗二位圣主的仁慈,能容忍他们在朝廷之外做官,也已经是厚待他们了。而提议的人被元丰旧党的话所迷惑,竟然想招引、接纳他们,和他们一起共事,把这种做法叫做“调停”。这类坏人如果重返朝廷,难道肯徒然地停止而不报仇吗?他们一定会戕害正直的人,逐渐恢复以前的做法,以泄私忿为快。做人臣的遭受祸患,也许不值一提,而我所痛惜的是祖宗的基业和我们的社稷啊!希望陛下坚定自己圣明的意志,不要被流言迷惑,不要让小人进入朝廷,又受害而后悔,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。

奏疏送入宫中,宣仁皇后让宰相在帘前读给她听,然后说道:“苏辙担心我们君臣正邪兼容,他说的话很符合道理。”众大臣都顺从并符合太后的话,“调停”的主张终于停止。

苏辙又上奏说:

我看到当前天下虽没有大治,而祖宗时的法纪还在,州郡百姓大致安定。如果大臣们端正自己处心公平,没有生事和邀功的意思,根据弊端修补法令,实行安定百姓使国家太平的办法,那人心自然安定,虽有不同的党派,谁能不归心?过去那些不同的看法以及反覆无常的人,也不足为虑了。但怕朝廷做事,常常不大明白仔细。不久前,黄河向北流,正是符合水的本性,而水官主观办事,要引导水向东流,使水从低处向高处流,违反五行的常理。到陛下派官员考察时,知道不能做,还有人固执不听。至今多年,使黄河回故道的事虽作罢,减水的事还在,就使河北的百姓,财和力都很困乏。现在西夏、青唐,外表称臣归顺,朝廷安抚赏赐极多,就怕失去他们。而熙河的将领官吏创议建筑二堡,侵占他们肥沃的土地,在讨论接纳醇忠时,因夺去他的节钺,功劳尚未可见,而争端已出现。朝廷虽知道不对,始终不明白地处理,如果因此造成边界争端,关陕难道还可安居乐业?这二件事,就是我所说的应端正自己平心办事,不要滋生事端求取功劳。

从前嘉祐以前,乡里派衙前役,百姓常有破产的灾难。熙宁以后,出卖了坊场而雇人服衙前役,百姓不再知道有衙前役之苦。到元祐初年,一切都想恢复旧制,一律恢复差役法。官府收坊场钱,百姓出衙前役之费,四方百姓惊骇,众人议论纷纷。后来知道不可行,不久又恢复雇役。去年秋天,又恢复差役法。又熙宁时雇役的办法,三等人户,都出役钱,上户因家产富裕,出的钱无限制,下户从前不服役,也叫出钱。所以这两种人户,不免叹息怨恨。至于中等户,从前已经服差役,现在又出钱不多,免疫法的实行,对他们最方便。废除免疫法,上下二等户,高兴是可想而知的,惟有中等户反而受害。且像几县内中等的人家,照例出役钱三贯,经过十年,出钱三十贯而已。现在差役法既已实行,在各县做杂事的手力役是最轻的,农民在官府服役,一天花费百钱,花的钱最少。但一年之中所花的钱,已经是三十六贯,二年服役期满,费用七十多贯。服役回家,大乡可以轮休三年,小乡还不到一年。以此比较,差役五年所费,比雇役十年所费多出一倍。出赋役的人,多数在中等户里。这样的规定,不利处不是一件,所以天下人都想雇役而厌恶差役,现在五年了。这样两件事,即我所说的应根据弊害修改法令,作为安定百姓使国家太平之法。

我因见闻很少,不能知道当前的全部利弊。但上述四件事不去掉,像我这样还知道不对,何况怀有不同意见,心中想反覆,希望国家有失误,可以作为藉口的人呢?我恐怕这四件事,他们已经在心里暗暗记住,造了不少谣言,等候时机行动,来动摇众人的视听了。请求告知宰相,事情有失当的,更改不要疑虑,法令有不完备的,修改不怕疲倦。如果既已得到民心,那不同的议论自然消失。陛下垂拱而治安享太平,大臣们逍遥地安于富贵,海内百姓受福,上下同心,岂不很好。

大臣怕揭露自己过失,终究不肯改正。

六年,为尚书右丞,升门下侍郎。当初,西夏来贺皇帝即位,跟着求和,并且商议边界。朝廷允许和约,认为地界已定,付给他们每年的赏赐。商议很久,未作决定。第二年,西夏人用兵袭击泾原。杀死抢劫弓箭手几千人,朝廷忍耐此事不问,派使者去赐给策命。西夏人在接受礼仪时很傲慢,以地界作为理由,不再派人来答谢,再次侵犯泾原。元祐四年时,西夏来贺坤成节,并且商议地界。朝廷先以每年赏赐给他们,地界又未决定。西夏人于是对边界多方侵犯和提出要求,熙河将佐范育、种谊等人,就违背和约侵占夏境筑了质孤、胜如二堡,西夏立即拔除毁掉。范育等又要用兵接纳赵醇忠,及擅自招降他的部族人一千多,朝廷拒绝不接受,西部边界纷扰。苏辙要求罢免范育、种谊,另派老将守卫熙河。宣仁后认为正确,大臣竟同意范育、种谊,不予听从。

苏辙又当面上奏:“君主和臣子,地位不同。臣子虽明知是非,而不能去做,要罢休只能罢休;君主对于事情,不知道就罢,知道了而不能实行,那事权就丧失了。我今天说这话,是要陛下把威力和权柄收揽在自己手中,来端正君臣的名分而已。至于专听一些人的话,不逐步制止,到严重时,必然给他加以罪名,不免罢免。事情发展到如此,难道是朝廷的好事,所以我是想保全大臣,不是想害他们。”

元祐六年,熙河上奏说:“西夏十万骑兵压向通远军边界,挖掘所争的崖巉(chán)地方,杀人三天而退去。请求趁他们退走之时,赶快把近内地的堡寨移向边界,乘有利就前进,不必再守信用。”这建议交给大臣们议论。苏辙说:“应该先决定是用兵呢,还是不用?”吕大防说:“如果应该用兵,也不能不用。”苏辙说:“凡要用兵,先要论理由的正当与否。我们如果不正当,决不能用兵。朝廷近来和西夏人商议土地分界,想用庆历的旧例,用彼此之间取正中为准,这在道理上最简单公正。西夏人不同意,朝廷就不坚持。朝廷遇到事情,常失于先易后难,这就是所谓的起先图省事。后来又答应不属于赏给夏人的城堡,依绥州之例,以二十里为界,十里作为堡铺,十里是草地。约议刚定,朝廷又要求在两寨的界上侵占夏国土地,划一条直线,夏人答应了。又要求夏人在界线上再留草地十里,夏人也答应了。凡这些都是后来难。现在又想在定西城和陇诺堡之间划一条直线,所侵占西夏土地一百几十里。陇诺是祖宗时的旧边界,难道是所谓的不属于赏赐夏人的城堡吗?这就不正当,是足以引起寇乱的大事。”刘挚说:“不用兵虽好,但事情有须要用兵时,也不可不用。”苏辙奏道:“夏兵十万屯驻熙河界上,不在别处,专在所争之处杀人、掘崖巉,这意思可以知道,这不是西夏人的罪,都是朝廷处事不恰当的缘故。熙河路常敢于制造事端,不守信用,我想责问主帅。”后来屡次因边界士兵深入夏境,宣仁后就听从了苏辙的建议。

当时三省任用李清臣为吏部尚书,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,并且说姚勔(miǎn,同“勉”)也说过。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。苏辙上奏:“以前任用李清臣,给事中谏官纷纷反对,争议未决。现在又用蒲宗孟,恐怕不利于政事。”宣仁后说:“缺官怎么办?”苏辙说:“尚书缺官已几年了,何尝荒废事情?今天任用这二人,正和去年用邓温伯没有不同。这三个人,不是有大恶,但此前和王珪、蔡确等人一起进用,心意和今天实行的政治不合。现今尚书共缺四人,如果用这四人,使党徒们互相引进,恐怕朝廷从此不安静了。”议论就此罢休。

绍圣初年,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,邓润甫(邓温伯)为尚书左丞。二人长久在外地,不得志,稍稍又讲熙宁、元丰的事来激怒哲宗心意。正逢廷试进士,李清臣所拟策问题目,就是邪说。苏辙上谏说:

伏见御试策问题目,指责近年以来实行的政事,有继承恢复熙宁、元丰之法的意思。我以为先帝以天生的才能,施行大有作为的志向,他所施行之事,超过前世古代,其中有百世不能改变的。在位近二十年,而终身不肯接受尊号。裁减宗室,施恩不给五服以外的远亲,减省了朝廷无数的费用。出卖坊场,雇募人充衙前役,免去民间破产的灾难。废去各科考试中死记背诵的科目,训练各将领部下懒散的兵卒。设有官阶而无实职的寄禄官,恢复六部的旧制,实行严格的给吏人俸禄的法令,禁止交通关节以营私。实行有限攻势制服西夏,收取六类户役钱来宽免杂役。大凡这些,都是先帝智慧的决策,有利无害,而元祐以来,上下仍在奉行,并没有荒废。至于其他,事情有失当的,哪一代没有。父亲开创于前,儿子补救于后,前后互相补益,这就是圣人的孝道。

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,对内兴建宫室,财政枯竭,于是实行盐铁、榷酤(què gū)、均输的政策,百姓负担不了,几乎酿成大乱。昭帝任用霍光,废除烦重苛刻之法,汉朝就安定了。光武帝、明帝以苛察作为明智,用图谶来决定事情,上下的人都很害怕,人人心中不安。章帝即位,深知其错失,代之以宽厚、平易之政,后世加以称道。本朝的真宗重文轻武,号称太平,而群臣因为他的极盛,伪造天书。章献皇后临朝,采取大臣的建议,把天书藏在棺材里,使其灭迹;仁宗亲政,绝口不提天书。英宗从藩王入继帝位,大臣创议追崇濮王。到先帝继位,有人要求再实行其事,先帝就止息其议而不予回答,因此得到安静。以汉昭帝、章帝的贤明,和我朝仁宗、神宗的圣德,难道不重视孝敬而轻易从事变更吗?我区区的愚意,愿陛下反覆思考臣的话,不要轻易去改变现行政策。如果轻易改变九年来已实行的事,升任多年不用的人,那些人怀有私怨,而以先帝为藉口,大事就坏了。

哲宗看了奏章后,认为引用汉武帝比喻先朝,很不高兴。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。过了几个月,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,再贬苏辙为袁州知州。未到任,降为朝议大夫、试少府监,分司南京,筠州居住处分。绍圣三年,又贬化州别驾,安置雷州处分,移到循州。徽宗即位,移永州、岳州,不久恢复为太中大夫,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。崇宁年间,蔡京掌握国政,又降为朝请大夫,取消宫观官,住在许州,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。在许州建屋,自号颍滨遗老,自己作了万余字的传,不再和别人相见。整天静坐,这样过了将近十年。政和二年,去世,享年七十四岁。追复端明殿学士。淳熙年间,谥为文定。

苏辙性情沉静简洁,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,和他的为人相似,不愿被人知道,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,他的高超大致和哥哥苏轼相近。所著《诗传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古史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栾城文集》都流行于世。三个儿子:苏迟、苏适、苏逊。族孙苏元老。

苏辙论析事情精确,修辞简明严格,未必比他哥哥逊色。王安石当初议论青苗法,苏辙几句话就阻止了他,王安石从此不再讲这事,如果不是后来王广廉附会王安石,那这议论就止息了。苏辙说话不多欲望很少,素来能得到王安石敬仰之心,所以能这样。像这些,苏轼好像不及他,但若论苏轼英俊豪迈的气派,弘大雄伟的文章,苏辙作为苏轼的弟弟,可以说是难了。元祐时代秉持政事,竭力斥责章惇、蔡确,不赞成调停;到讨论使黄河恢复故道、雇役法,和文彦博、司马光意见不同;西部边境的策略,又跟吕大防、刘挚不合。君子不结朋党,在苏辙身上可以体现。苏辙和哥哥在进退和出仕入仕上,无不相同,在患难中,友爱更深厚,没有一点怨恨,近古尤为少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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