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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简介

司马光(公元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),字君实,号迂叟,汉族,陕州夏县涑水乡人(今山西夏县),世称涑水先生。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卒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,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;做事用功刻苦、勤奋。王安石变法以后,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,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

司马光个人资料

中文名:司马光

别名:字公实、君实,号迂夫、晚号迂叟

谥号:文正

性别:男

民族:汉族

国籍:北宋

所处时代:北宋时期

出生地: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

出生时间:公元1019年11月17日  逝世时间:公元1086年

职业: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

职位: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

爵位:太师、温国公

成就:主持编纂《资治通鉴》;历仕四朝,政绩卓著

司马光简介

司马光(公元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),字君实,号迂叟,汉族,陕州夏县涑水乡人(今山西夏县),世称涑水先生。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卒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,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;做事用功刻苦、勤奋。以“日力不足,继之以夜”自诩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历来受人景仰。

宋仁宗时中进士,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。宋神宗时,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,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,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。王安石变法以后,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,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生平著作甚多,主要有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潜虚》等。

司马光生平简介

司马光字君实,陕州夏县人。父亲司马池,官至天章阁待制。司马光七岁时,凛然像成年人,听到人讲说《左氏春秋》,喜爱上了这部书,回去给家人讲解,就能讲述其中的大概要旨。自此以后手不释卷,以至不知饥渴寒暑。一次,一群小孩在庭院中游戏玩耍,一个小孩登上瓮缸,失足落水被水淹没,大伙都逃弃而去,只有司马光搬起石头砸破瓮缸,缸水迸发流出,落水小孩因此得救。此后京城、洛阳间把这一故事画成图流传开来。宋仁宗宝元初年,考中进士甲科,时年刚满二十岁。他生性不爱华丽奢侈,闻喜宴上唯独他不戴红花,同伴们对他说:“君主的赏赐是不可以违背的。”于是他才插上了一枝花。

司马光被任命为奉礼郎,当时司马池在杭州,于是司马光要求改任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侍亲,得到朝廷准许。遭逢母丧父丧,守丧多年,因过度悲伤,而使身体瘦弱,合乎礼仪。守丧期满后,任签书武成军判官事,改任大理评事,补任国子直讲。枢密院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,同知礼院。

宦官麦允言去世,朝廷给以仪仗队。司马光说“:古时诸侯佩着辂马的带饰去朝见天子,孔子尚且认为不可。麦允言是帝王的亲信近臣,没有元勋那么大的功劳,而赠以三公的官职,给予一品官待遇的仪仗队,这与诸侯佩辂马带饰相比较不是大大超过规格吗?”夏竦被赐给谥号“文正”,司马光说:“这个谥号是最完美的,夏竦是什么人,怎么可以配得上它呢?”改谥“文庄”。司马光加官集贤校理。

应庞籍的征召,司马光任并州通判。麟州屈野河西有很多良田,西夏人蚕食这块地方,成为河东大患。庞籍命令司马光前去按察巡视,司马光建议:“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,招募百姓耕种,耕种的人多,那么买进粮食的价格就会低,也可以渐渐解除河东高价买进粮食远距离运输的忧患。”庞籍同意了他的建议。但麟州将领郭恩勇猛而又狂妄,带领部队连夜渡过屈野河,却没有设防,结果被敌人消灭,庞籍因此获罪去职。司马光三次上书自责引咎,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。庞籍死,司马光升堂拜其妻子好比自己的母亲,抚养他的儿子好像自己的兄弟,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个贤人。

改任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交趾进贡异兽,叫作麒麟。司马光说:“是真是假是不可能知道的,即使是真的麒麟,不是它自己来的不足以作为祥瑞之兆,希望归还他们的贡物。”又献赋讽咏其事。任修起居注、判礼部。官吏上奏应当有日食发生,按故事日食不满分,或者京师看不见,都上表称贺。司马光说:“各地能见到日食而京师却看不到,这是皇帝被阴险邪恶所遮蔽;天下都知道而唯独朝廷不知道,它所造成的灾害越来越严重,所以不应当庆贺。”朝廷同意了这一意见。

被任命为同知谏院。苏辙对答皇帝的制书策问恳切直爽,主考官胡宿打算把他黜斥,司马光说:“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,不宜黜斥。”下诏把苏辙放在末等。

仁宗开始有病时,皇帝继承人没有立定,天下人寒心但不敢作声。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个建议,司马光在并州听到后接着提出建议,并且写信勉励范镇以死相争。到这时,司马光面陈皇帝说:“我过去任并州通判时,上呈了三个奏章,希望陛下果断切实实行。”仁宗沉思了很久,说:“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?这是忠臣之言,只是人们不敢提及而已。”司马光说:“我说这事,自己认为必死无疑,想不到陛下如此开明并采纳。”仁宗说:“这有什么害处,古今都有这样的事。”司马光退下后一直没有听到诏命,又上疏说:“我从前进呈建议,估计马上会实行,现在寂无所闻,未见动静,这一定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,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祥的事情。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,只是想在匆忙的时候,援立与他们关系很好的人而已。‘定策国老’‘门生天子’的祸害,可以说得完吗?”仁宗大为感动地说“:把此疏送往中书省。”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“:诸公现在不及时决定皇位继承人这件事,将来禁宫中夜半传出寸纸片言,以某人为皇嗣,那么天下人不敢违抗。”韩琦等拱手说“:不敢不尽力而为。”不久,诏命英宗判宗正,英宗谢辞不就任,于是立他为皇子,又称病不入宫。司马光说“:皇子辞谢不可计量的富贵,竟至于十天一月之久,可见他的贤能远胜他人。然而父亲呼唤不及答应就要去做,君命呼唤不等待车驾,希望陛下用臣子大义责成皇子,说他应当而且必须入宫。”英宗于是接受了当皇子的诏命。

兖国公主嫁给了李玮,但两人合不来,下诏把李玮调出到卫州,他的母亲杨氏归其兄长李璋照顾,公主入居禁宫之中。司马光说:“陛下怀念章懿太后,所以让李玮匹配公主。如今李玮母子分离析别,家事穷困潦倒,难道皇上对他家已无顾念之心了吗?李玮已经遭黜斥,公主怎么会没有罪责呢?”仁宗醒悟,降公主为沂国公主,对待李氏的恩泽不减。

升任知制诰,司马光坚决辞谢,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当时朝政很是姑息从事,胥史喧哗闹事就折中执法,近臣狂悖傲慢就贬退宰相,卫士凶狠忤逆而不穷加治理,军士责骂三司使而认为他们没有触犯等级制度。司马光认为这些都是国家衰颓的开始,不可以不予纠正。

充媛董氏去世,赠为淑妃,罢朝持服吊丧,官员们送柩下葬,决定谥号,实行封册之礼,出葬赐给仪仗队。司马光说:“董氏品秩本来微贱,临死时才拜为充媛。古代妇人没有谥号,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。仪仗队本是用来奖赏军功,不曾施给妇人。唐代平阳公主因有举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,才得以赐给仪仗队。到韦庶人时开始后妃、公主出葬那天都给予鼓乐,这不是完美的典章制度,不足以效法。”当时有司决定后宫封赐追赠的办法,皇后与妃子都追赠三代祖先,司马光说:“妃子不应与皇后同制,袁盎撤除慎夫人的席位,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天圣亲临郊外祭祀,太妃只追赠二代,何况是妃子呢?”

英宗即皇帝位,有病,慈圣光献皇后同朝听政。司马光上疏说“:过去章献明肃皇太后有保佑先帝之功,只因亲用外戚小人,受到天下人的攻击。现在正是摄政之际,大臣中忠实厚道的如王曾,清正纯明的如张知白,刚果正直的如鲁宗道,朴质正直的如薛奎等人,应当信任重用;猥琐庸俗的如马季良,谗言谄媚的如罗崇勋等人,应当疏远他们,这样天下才会信服。”

英宗病好后,司马光预料一定会有追赠隆遇亲生父母的事情发生,便上奏:“汉宣帝为孝昭帝的后代,最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;汉光武帝上继统元帝,也不追尊巨鹿、南顿君,这是万世永久的制度。”后来诏命两制集中讨论濮王应奉典礼之事,学士王王圭等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,唯独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:“为人后嗣的就是他的儿子,不应当顾忌私亲。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成例,称为皇伯,高官大国,极其尊荣。”议崇既定,王王圭立即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根据。此议上报后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,御史台据力以争,都被罢斥去职。司马光请求留任他们,没有得到许可,于是司马光请求与他们一起贬官。

开始,西夏派遣使者祭奠问候,延州指派高宜押送陪伴,高宜傲视使者,侮辱西夏国王,使者投诉于朝廷。司马光与吕诲请求加罪于高宜,朝廷不同意他们的建议。第二年,西夏人进犯边地,杀害官吏掠取土地。赵滋治雄州,专门以刚猛凶悍的办法治理边地,司马光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。到这时,契丹百姓在界河捕鱼,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,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没有才能,打算另外派人取代他。司马光认为“:国家正当戎夷民族归附之时,而喜欢同他们计较细微之事,等他们桀骜不驯服,却又依从姑息他们。近来的西部祸害起于高宜,北边的祸害起于赵滋;当时正以这二人为贤,所以边地官吏都以生惹是非为能事,对此宜加疏导不可助长。应当敕令边地官吏,如果因为与疆界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动不动就以刀箭相加的,以罪论处。”

仁宗遗赐钱物价值一百余万,司马光带领同僚们多次上奏章,认为:“国家有大忧患,中外困窘贫乏,不可以专用乾兴故事。如果遗赐不可以辞谢,应当允许侍从向上进献金钱以佐助山陵之用。”朝廷没有允许。司马光于是用他所得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公使钱,把黄金赠送给舅氏,意思是家不藏财。皇太后还政,有关部门确立法式,规定凡是皇太后有所取用,应当审核详情,重行上奏才予供给。司马光说“:应当把属于她的那部分划她使用,并开列数目告诉太后,以防矫诏伪造。”

曹佾无功而被任命为使相,中书省、枢密院两府都迁升官职。司马光说“:陛下想用此来安慰母后之心,但迁升任官没有名义,那么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,一定会有非份的奢望。”不久升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,司马光再次争论,因而议论“:任守忠是个大奸之人,陛下为皇子,不是任守忠的意思,相反他败坏大事,百端离间,幸好先帝没有听他的话;等陛下嗣立皇位,他又变化无常交相图谋,是国家的大奸贼。请求把他斩首于都市,以谢天下。”责贬任守忠为节度副使,安置蕲州。天下为之大快。

下诏招陕西义勇二十万,民情惊骇扰乱,而义勇纪律散漫不可任用。司马光说这种做法不对,持论告诉韩琦。韩琦说“:用兵贵在先声夺人,谅祚正桀骜不驯,让他突然听到增兵二十万,怎么不害怕?”司马光说:“用兵之贵先声夺人,是空洞无实,只是可以欺骗一日之间而已。如今我们虽然增兵,实际上不可任用,不过十天,他将会知道这一详细情况,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?”韩琦说:“您只是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招成为保捷军的情形,忧虑今天会重蹈覆辙,朝廷已经降下敕榜同百姓约定,永不充军戍守边地了。”司马光说:“朝廷曾经失信于民,百姓不敢轻信,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怀疑。”韩琦说:“我在这里,您不要有什么忧虑。”司马光说:“如果您长期在这个地方,当然可以放心;他日别人当权,用您现在的军队,用他们运粮戍边,不过是易于反掌的事而已。”韩琦默然无声,但终于没有停止增兵。不到十年,事情果真如司马光所料。

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,司马光认为他奸妄邪恶不可亲近“: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,周世宗薄待张美。王广渊在仁宗时代,私自结交于陛下,难道是忠臣吗?应当加以贬斥以劝勉天下。”司马光升任龙图阁直学士。

神宗即皇帝位,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,司马光极力辞谢。神宗说:“古代的君子,有的有学问而没有文采,有的有文采而没有学问,只有董仲舒、扬雄二者兼而有之。你有学问有文采,为什么要推辞呢?”司马光回答说“:我不能作四六句。”神宗说“:四六句像两汉时的制书诏令那样就可以了;况且你能够取得进士高第,却说不能作四六句,为什么呢?”终没有获准辞谢。

御史中丞王陶因议论宰相不押班而罢职,司马光代理御史中丞,司马光说:“王陶由于议论宰相罢职,那么中丞之职不可再为。我愿意等待宰相押班后,然后就任该职。”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。司马光于是上疏论修心的要旨有三条:叫仁义,叫明智,叫武略;治国的要旨有三条:叫善于用人,叫有功必赏,叫有罪必罚。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。司马光又说“:我得以事奉三朝,都是以这六句话呈献,平生历学所得,全部都在这里头了。”御药院的内官近臣,宋朝常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,升到内殿崇班职位就出任地方官;近年暗中理顺官阶,这不是祖宗的本意。因而弹劾高居简奸妄邪恶,请求加以远远流放。奏章五次呈上,神宗为了替高居简开脱,全部废除寄资官。不久再留任二人,司马光又据理力争。张方平任参知政事,司马光认为他不负众望协调,神宗没有同意司马光的意见。司马光还是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。

司马光常常担心由于历代史籍浩繁,皇帝不能全部阅览,于是写了《通志》八卷呈献英宗。英宗很高兴,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,续修这部书。到这时,神宗给此书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自给此书写了《序》,让司马光每天进读。

诏令录选颍王府直省官四人为门祗候,司马光说:“国初草创之时,国运还艰难,所以皇帝登位初期,必须用左右故旧之人作为亲信称作随龙,这不是一般的制度。门祗候对文臣来说是馆阁职务,怎能让执劳役供使用的人担任呢?”

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以横山部众,捉住谅祚来降服,诏令边臣招纳横山部众。司马光上疏极论,认为:“嵬名山部众,未必能够制服谅祚。即使侥幸取胜,灭掉了一个谅祚,又生出一个谅祚,有什么好处;如果不能取胜,嵬名山一定会带领部众归附于我,不知怎么对待他们。我恐朝廷不单失信于谅祚,又将会失信于嵬名山。如果嵬名山余部还很多,返归北地不能,而进入南方又不被接纳,穷途末路无处可归,必定将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求活命。陛下难道没有听说侯景叛乱的事例吗?”神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,派遣将领种谔出兵迎接嵬名山,取得绥州,耗费钱财六十万,西边用兵,大概就从这里开始。

百官给神宗上尊号,司马光正当轮值答谢诏书,说:“先帝亲郊祭祀,不接受尊号。先帝晚年有人进献建议,认为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,契丹有尊号而我独独没有,于是决定在非常之时奉册行事。过去匈奴冒顿自称‘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’,没有听说汉文帝也加以大名尊号。”神宗非常高兴,亲手起草诏书夸奖司马光,让他好好写答谢辞,以示中外。

执政大臣以河朔地区遭受旱灾,国家财用不足,请求神宗南郊时不要赏赐黄金丝帛。诏命学士讨论,司马光与王皀、王安石同时进见,司马光说“:救灾节用,应当从贵人近臣开始,陛下可以听取这个意见。”王安石说“:常衮辞去官职俸禄,当时认为常自知无能,应当辞去职位但不应当辞去俸禄。况且国家财用不足,并非当世急务,国用之所以不足,是由于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。”司马光说“:善于理财的人,不过是苛征于民而已。”王安石说:“不是这样,善于理财的人,不加重赋税而使国家财用充足。”司马光说:“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?天地之间所生出来的财货百物,不是在老百姓手里,就在官府那里,要是想方设法掠夺民财,它的危害就比加重赋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大概是桑羊欺骗汉武帝的话,太史公把它写入史书足以见其不明而已。”二人争议不休。神宗说“:我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,但暂且以不予允准回答他。”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,援引常衮事例责问两府,两府不敢争辩。

王安石执政,颁行新法,司马光上书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害处。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,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,神宗说“:汉代永远遵守萧何的成法不变,可以吗?”司马光回答说:“不仅汉代,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制度,即使到今天存在仍然可以。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,于是盗贼满天下;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,汉朝于是衰落。这样说来,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。”

吕惠卿说:“先王制度,有一年一变的‘,正月天气开始暖和,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’就是这样;有五年一变的,皇帝巡行境内考察制度就是这样;有三十年一变的‘,刑罚世轻世重’就是这样。司马光所说的不正确,他的意思是讽喻朝廷。”神宗询问司马光,司马光说:“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,是颁布旧法。诸侯变易礼乐,天子一旦察觉就要诛杀他,这不是自我变化;刑法新建之国使用轻典,混乱之国使用重典,这就是世轻世重,不是改变。况且治理天下就比如治理住宅,坏了就加以修整,不是严重毁坏就不重新建造。公卿侍从百官都在这里,希望陛下问问他们。三司使执掌天下财政,没有才能的可罢黜,不能让执政大臣侵占其事。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,是为什么呢?宰相以道义辅佐皇帝,是用什么例子?如果引用例子,那么就是胥吏了。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,是为什么呢?”吕惠卿不能回答,就用其他的话诋毁司马光。神宗说:“互相辩论是非,何必到这种地步。”司马光说:“平民百姓出息借钱,尚且能够蚕食下户贫民,何况有县官督责的威仪呢!”吕惠卿说:“青苗之法,愿意借取就贷给他,不愿意的并不强求。”司马光说“:愚昧之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,不知道还债的害处,不单县官不强求,就是富有的百姓借贷也不强求。以前太宗平定河东,建立和籴法,当时一斗米十文钱,百姓喜欢同官府贸易。此后物价贵了而和籴没有解除,于是成为河东永久之患。我恐怕他日的青苗法,也还是这样。”神宗说:“坐守仓库买进粮食怎么样?”在座的众臣都起身,司马光说“:不方便。”吕惠卿说“:买米百万石,那么可节省东南之地的漕运费用,可用这些钱供给京师。”司马光说“: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而谷米散乱,如今不和籴粮米而取漕运钱,弃其有余,取其所无,农商都会受到伤害!”侍讲吴申站起来说“:司马光的话,是深切中肯之论。”

一天,司马光被留下来对策,神宗说“:现在天下喧扰纷乱,正是孙叔敖所说的‘国家有此,众人所恶’那种情况。”司马光说“:对。陛下应当论断新法的是与非。现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,只有王安石、韩绛、吕惠卿认为是正确的,陛下难道能够单是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?”神宗想任用司马光,去询问王安石。王安石说“:司马光表面上借托向上直谏的名义,实际上内怀结附百姓之心。他所说的全是危害政治的事情,所相好的都是危害政治的人,而陛下打算把他置于左右重臣的位子上,让他参与国家大事,这是成败盛衰的关键。司马光的才能怎能危害政治,但是一旦身处高位,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倚以为重巴结他。韩信打着汉的旗帜,赵军恐惧丧胆,现在任用司马光,这是给反对者树立旗帜。”

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陈论,在家休息请求退位。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,司马光辞谢说:“陛下所以任用我,是由于看到我狂妄刚直,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。如果仅仅是用禄位荣耀其身,而不采纳他的言论,这是用天官私待其身,我不是这样的人。如果我仅仅以禄位自我荣耀,而不能挽救百姓的忧患,这是盗窃名器来自私其身。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,追还提举官,不颁行青苗、助役等法,即使不任用我,那么我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。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人,不过是说使者骚扰动摇州县,成为今天的祸患而已。但我所忧虑的,是在十年以后,不是今天。百姓的贫富,是由于勤劳、懒惰不同而造成的,懒惰的人常常贫困,所以必须向他人借贷。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而敛取利息,富裕的人不愿意领取,而使者以多散发作为功劳,一切强迫抑配。而且又担心贷钱的人逃避负债,必定令穷人、富人相互担保,贫穷的人不能偿还,就会流散到四方;富人不能离去,必定督促使他人代还数家的负债。春算秋计,转移不定日益严重,穷人既尽,富人也陷于贫困。十年以后,百姓将没有生存的地方了。又全部散发了常平钱谷,专门实行青苗法,他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,将有什么所取呢?富室既然没有了,常平仓已经废除了,加之用兵打仗,接着而来的是饥馑灾荒,百姓中羸弱的必然听任其死于沟壑,强壮的必然相聚而成为盗贼,这是此事的必然发展趋势。”司马光上章极谏至七八次,神宗派人对他说:“枢密院,是执掌军事的,百官各有职守,不应当言及其他事情。”司马光回答说:“我没有受任此职,那么还是侍从官。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。”王安石出来处理政事,司马光才得以请求,于是请求去职。

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。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守边地,挑选诸军中骁悍勇猛的兵士,招募街市中品行恶劣的少年作为骑兵;抽调民力制作干粮,全部修筑城池高台,使得关辅一带骚扰混乱。司马光极谏说:“公私困乏,不可举事,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郡,修缮城治不是急务。宣抚使的命令,都不敢从命,如果缺乏财物以供军用,我当然要负责任。”由于这样京兆一路独得免乱。改任许州知州,朝廷催促司马光入京觐见,他没有前往;请求判西京御史台回洛阳,从这以后绝口不论国事。但是言诏下达后,司马光读之感动流泪,想要沉默却不忍心,就再次陈述六事。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,事见《吴充传》。

蔡天申任察访使,妄自作威作福,河南尹、转运史像对待上司一样侍奉他;他曾朝拜应天院神御殿,官府单独为他设置一个班次等级,表示不敢与他抗衡。司马光回头对御史台胥吏说“:领蔡寺丞回到他自己的班次上。”胥吏马上领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后面。蔡天申为难沮丧,当天就走了。

元丰五年(1082),司马光忽然得了语言迟钝的病,怀疑将要死去,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内,倘若情势急迫,就把它交给关系好的人上呈。颁行新官制,神宗指着御史大夫这一官职说“:非司马光不可。”又打算用他做东宫太子的老师。蔡确说“:国事刚定,希望稍稍迟一些时间。”《资治通鉴》没有完成,神宗对此事非常重视,认为该书胜过荀悦《汉纪》,多次催促司马光完篇,并赐给颍王府旧书二千四百卷。等书写成,司马光加官资政殿学士。司马光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,天下认为他是真宰相,老百姓都号称他为司马相公,连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。

神宗逝世,司马光赴朝临丧,卫士望见他,都用手放在额头上说:“这是司马相公。”所到之处,百姓阻遏道路聚首围观,以至于马不得行进,百姓说“:您不要返归洛阳,留下来辅助天子,救救百姓吧。”哲宗年幼,太皇太后临政,派遣使者问司马光什么事应该先行,司马光说:“广开言路。”诏令张榜于朝堂广求直言。但大臣有不高兴的,筹划了六句话说:“诸如心怀奸诈;超越职责范围;或者扇摇鼓动机密的军国大事;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;对上想凭侥幸升迁官职;对下想迷惑世俗。像这几种,罚无赦。”太后又命出示给司马光看,司马光说:“这不是求谏,而是拒绝上谏。这样为人臣者只有不说话,否则一说话就列入这六事的范围了。”就详细论述这种情况,改诏实行,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。

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,经过朝廷,留任门下侍郎。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,沿路上的人相聚高呼说“:委托您感谢司马相公,让他不要离开朝廷,深加自爱以救我们。”当时天下百姓,引颈拭目盼望刷新政治,但持论者还认为:“三年不要改变父皇的所作所为”,只是粗略地革除琐碎细小的事情,稍稍堵塞人言。司马光说“:先帝之法,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。像王安石、吕惠卿所制定的制度,成为天下祸害,改变它就像救焚救溺一样急迫。况且太皇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,这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制度。”这样大家的意见才定下来。于是废除保甲团教,不再设置保马;废除市易法,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,不取息钱,免除所欠的钱物;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,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。有人对司马光说“:熙宁、元丰旧臣,多是奸佞小人,他日有人用父子之义离间皇上,那么灾祸就发生了。”司马光正色说:“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,肯定没有这样的事发生。”于是天下人放心了,说:“这是先帝的本意。”

元元年(1086),司马光再次得病,诏命他朝会时行再拜礼时,不舞蹈。当时青苗、免役、将官之法还存在,而西戎之议没有决定。司马光叹气说“:这四患不除,我死不瞑目。”他写信给吕公著说:“我把身子托付给医药,把家事托付给儿子,只有国事未有所托,今天把它交给您。”于是论免役法的五大害处,请求径直降下诏书废除它。使诸将之兵都隶属各州县,军政事务委托太守、县令一起处理。废除提举常平司,把所管事务归于转运使、提点刑狱管理。边地之计以与西戎讲和为好。说监司多为新进的年轻人务必会苛刻急于求成,令在郡守中选择举荐近臣,而在通判一级中荐举转运判官。又建议立十科荐士办法。这些都被朝廷接受。

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,免朝觐,准许乘坐轿子,三天到省中一次。司马光不敢承受,说:“不见君主,不能够办公治事。”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而说“:不行拜礼。”于是废除青苗钱,恢复平常粜籴法。两宫虚位听任司马光去做。辽、西夏派使者来,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情况,辽、西夏国君敕命其边吏说:“中国用司马为宰相,你们不要轻易制造事端,轻开边隙。”司马光自见言听计从,打算以身殉国,于是亲自处理各种事务,不舍昼夜。宾客见他身体虚弱,列举诸葛亮食少事烦的例子作为劝戒,司马光说:“人的生与死,是命中注定的。”工作更加努力。病情危急,他已失去知觉,谆谆不倦像梦中呓语,但都是有关朝廷、天下的事情。

这年九月司马光去世,终年六十八岁。太皇太后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哀痛,与哲宗立即亲临吊唁,明堂礼成都不予庆贺,赠太师、温国公。赠以一品礼服,赠送七千银子、绢帮办丧事。诏令户部侍郎赵瞻、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,归葬陕州。谥号为文正,赐碑为《忠清粹德》。京师人民罢市前往吊祭,卖衣祭奠,在里巷间相聚号哭护送灵车。及到下葬时,哭者就像痛哭自己的亲人一样。岭南封州父老乡亲,也相率备办祭祀,都城中以及四方各地都绘其像以祀,吃饭时必须祝祷。

司马光孝友忠信,恭俭正直,安居有法度,任事有礼仪。在洛阳时,每次前往夏县扫墓,一定去看问他的哥哥司马旦,司马旦年近八十,司马光像事奉严父般事奉他,像保护婴儿般保护他。司马光从小到老,讲话从不乱言,他自己说“:我没有过人之处,只是平生所做的,从没有不能对人说的事情。”诚心出于自然,于是天下人敬仰信服他,陕州、洛阳之间都为他的道德所感化,有什么事做得不好,就说“: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?”

司马光对物质淡泊无所喜好,而对学问无所不精通,只是不喜好释、老之学,他说:“释、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出儒学,它们荒诞不经我不相信。”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百亩,妻子死时,卖掉田产来办丧事,他一直到死都是粗衣薄食。

绍圣初年,御史周秩首论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,于是全部废除他们实行的法令。章、蔡卞奏请掘坟斫棺,哲宗不同意,于是命令削除他的赠官谥号,推倒所树立的石碑。但章觉得不解恨,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史,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。徽宗即位,复贬为太子太保。蔡京专权擅政,又降为正义大夫。蔡京撰写《奸党碑》,令各州郡都刻石成碑。长安石工安民承担刻字任务,他推辞说:“我是愚蠢之人,本不知道立碑的用意。只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,海内称赞他为人正直,现在说他奸邪,我是不忍心刻字。”长安府官吏大怒,打算加之以罪,安民哭着说:“徭役我不敢推辞,求求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石碑之末,恐怕得罪于后世。”听见此话的人感到惭愧。

靖康元年(1126),恢复司马光的赠官谥号。建炎中,配飨哲宗庙庭。

司马光生平评价

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、忠于君王、取信于人,又恭敬、节俭、正直,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,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,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。在洛阳时,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,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。司马旦年近八十,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,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。从小到大到老,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,他自己说:“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,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,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。”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,天下的人都敬重他,相信他,陕西、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,与他对照,学习他的好品德。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,就说:“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?”

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,没有什么爱好,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。他惟独不喜欢佛教、道教,说:“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,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。”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,妻子死后,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。他一辈子粗茶淡饭、普通衣服,一直到死。

但是政治生涯并不突出,其人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,尽管他认为“王安石等所立新法,果能胜于旧者存之”,但实际却因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,又将神宗朝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,无偿送还给西夏。日后新旧党争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、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。

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,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、司马光仍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等,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,朱熹对司马光是颂扬的,但称“元祐诸贤是关闭着门说道理底”。“温公之说,前后自不相照应,被他(章惇)一一捉住病痛,敲点出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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